中国人议论功过，常有“忠臣”、“奸臣”之分。但是，再仔细一想，“忠臣”、“奸臣”并不完全是相对应的一组关系，不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忠臣之忠，多半是体现在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高尚行为上的，是人性的体现，甚至自我牺牲的结果。而奸臣，其中大量纯属鄙俗无能之辈，即便在很普通的岗位上也不见得能靠个人业绩得到提升。因而奸臣之奸，大多是由“英明君主”一手提拔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历朝统治者都不可埋怨别人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本已坐定江山;是自己瞪着眼睛把江山托付给了不该托付的人。

　　如此教训，历史上最为奇彩炫目、声光震撼的一幕，莫过于“大起大落”的唐玄宗时代。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作为一个早年大有作为，开创了堪称华夏文明巅峰盛世的领导者，到晚年与几个龌龊小人一道(不过不应包括杨贵妃)，竟把祖传事业、自家帝国给卷入了“一曲霓裳四海兵”的空前内乱。

　　事情的起因，说来并无悬念，无非是李隆基事业有成，却年事渐高，加之宠妃(武惠妃)早死，情绪低落。因此他就想要放松放松(据说是听了某些道教保健专家的劝告)。然而经过李林甫、高力士，后来再加上杨国忠等人的不断“运作”，宫廷里的放松游戏就像花儿朵朵，竞相开放。其规模之奢华，见诸于文人骚客笔下，有“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满朝文武都被迷魂汤给灌醉了。整个国家，除了“放松”竟什么也不做，久而久之也不会做了。那几个放松游戏的“运作”高手，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论见识，他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也不是“帝修反”派遣的特务、内奸，其目的(或习惯性的无目的)不过就是“体量领导”和“不给添乱”，别无他求。领导懒于政事，他们就不汇报工作;领导不愿烦恼，他们就声称现在连蝗虫都不伤害庄稼;领导厌倦批评，他们就驱赶忠臣;领导热衷娱乐，他们就安排酒宴。以他们的道德教养、是非判断，根本不懂自己的行为属于“曲道事君”，是蒙蔽和腐蚀帝国的领导力，所造成的结果，与颠覆国家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