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①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下称《辑考》),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③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④。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⑤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⑥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⑧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