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众多宫廷政变中，哪一场最特殊?当然是玄武门之变，这是唯一一场由主角们亲自上阵、以个人武力定胜负的政变：觊觎太子之位的李世民，亲手射死了时任太子、大哥李建成，其后却差点被弟弟李元吉勒死，最终靠着及时赶到的部下捡回一条命。
以双方当事人亲自决斗决高下、而非通过群体械斗定输赢，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政变方式，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动荡，颇有些演义、小说中的江湖味道。那么，在正史中，这起事件的主角——李氏三兄弟的个人武力水平怎么样?李世民为啥敢以一追二?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古人当然是有武艺的，但跟武侠小说中不一样。自周王朝起，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被当作贵族的必修技能。其中，两项与武力相关：射，即射箭;御，最初是驾驶马车，逐渐演变为骑马。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作战方式的多样化，近身作战技能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
其后虽“礼崩乐坏”，并经历千百年的王朝更迭、权力易手，但从汉至唐，在文武并重的中原文明体系中，个人武力在贵族教育机制中仍占据一席之地;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李氏所处的关陇集团糅合了鲜卑的文化，更是将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每逢大战，西魏/北周的贵族都会亲自冲锋陷阵;李渊的祖父李虎，正是依靠着战功才跻身于“西魏八柱国”之一。
下面，笔者抛开战略、战术、性格等因素，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及《资质通鉴》等正史的记载，对比李氏三兄弟射箭、骑马、近身搏斗三方面的技能，分析它们对玄武门之变的影响。
射箭：李氏的传统优势技能，李世民占优
李世民的祖上，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后来西凉国灭，但李氏仍活跃在北朝政坛中。北魏末年，李暠的五世孙李虎先后追随贺拔岳、宇文泰，并因战功被封陇西郡公、位居西魏八柱国之一;他的最大个人特长，就是射箭：“虎少倜傥有大志，好读书而不存章句，尤善射”。
而他的孙子李渊也继承了这一家族技能。公元615年，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对抗突厥、扫平地方农民起义。龙门一战，面对毋端儿率领的数千起义军，李渊带领十余名骑兵直冲敌阵，射出70多箭，每发皆中：“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其后在打扫战场时，他“尽得其箭于其尸”，即每支箭都射中了敌人、没有一发落空。要知道，当时他是骑射的姿态，并非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开弓，家族的射术基因确实了得。
而后来在与突厥的对抗中，面对精于骑射的游牧骑兵，李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挑选了2000名善于骑射的隋军将士，严加训练，多次击败敌人：“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
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箭术，史书中并没有专门的描写。不过他俩有一个共同爱好：打猎，这一点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罪状”，比如 《旧唐书》称李建成“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李元吉“性好畋猎”，甚至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而打猎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射箭，由此可知，李建成、李元吉的箭术也不会差;毕竟射箭差劲的人，不大可能有打猎的自信。
而对于李世民的箭术，史书可谓不吝笔墨，比如公元621年与窦建德的虎牢关之战。战前，李世民曾带着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等人前去探营，途中他对当时的头号猛将尉迟敬德这样说：“我携带弓箭、你手持长枪相随，即使有百万敌军也无需忌惮。”紧接着，为了将敌人引入包围圈，他们边撤边战，李世民箭无虚发“引弓射之，辄毙一人”，前后射杀数人(尉迟敬德更生猛：手刃十余人)。
与如今影视剧里“中箭即死”的情节不同，隋唐时期的冶炼技术较为先进，军人普遍自备防具，装甲防护能力较为可观，史书中时常出现一些将领浑身中箭、却仍能奋勇杀敌的场景。比如在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的堂弟李道玄“飞矢集其身如猬毛，勇气不衰”;中下级的将士装备也许会差些，但若要做到中箭即死，那一定是被命中了要害，比如脖子、脑袋等。而箭无虚发、一击毙命，则是李世民在战场上的常态，因此他也被后世公认为当时的一流神射手。
骑术：李建成最弱，李世民最佳
李氏三兄弟都酷爱打猎，可见他们的骑术都不赖，但从史书中记载的两起事件来看，具体水平有所区别。
公元前617年6月，李渊决定太原起兵后，带着李建成、李世民往西南奔袭长安城，李元吉则留守大本营太原。8月，唐军抵达霍邑，被隋将宋老生阻挡。双方在城外交战时，李渊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与姐夫柴绍则率军位于城南。开战后，宋老生选定城东作为主攻方向。悲剧的是，不知是因为慌张还是骑术不精，李建成此时竟摔下马来!眼见敌军统帅掉链子，隋军趁势猛攻，唐军一时间处于下风;好在李世民、段志玄及时率军从后夹击，唐军才反败为胜。
李世民的骑术则比他的大哥强了不少。公元624年时，李渊带着三个儿子在城南打猎，并让他们比试骑射水平：“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对于射术优劣并没有记载，但骑术的高下则体现了出来：
围猎前，李建成把一匹极为雄壮的马交给李世民，并说：“这匹马脚力很棒，一跃能飞过几丈。弟弟你一向善于骑马，就试一试吧。”
看起来李建成很友善嘛!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两人间的关系已剑拔弩张，年初还因各自私下征兵被李渊处罚。这匹马是从突厥人那里引进的，极为膘肥体壮，貌似一匹绝世良马，却有个致命的毛病：喜欢尥蹶子(跳起来用后腿向后踢)，一般人若不能驾驭，轻则受伤、重则摔死。
对于太子这种“示好”的举动，李世民不可能拒绝，于是他骑上这匹马追猎野鹿。没跑多远，这匹烈马猛不丁的尥蹶子，但李世民反应极快、身手矫健，从马背上一跃而起，平稳落到地上;其后他再次上马、马再次尥蹶子，如此上演了三次，但都未能伤他分毫。李世民对随行的亲信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即：他想借用这匹胡马杀我，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并没什么用!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骑术确实相当精湛。李元吉的骑术，书中并无特殊的描述，在此略过。
近身搏斗：李元吉首屈一指
李氏三兄弟都曾经领军作战，对于个人近身搏斗技能，李世民、李元吉则都留下过“光辉”记录。
上文所提的霍邑之战中，李世民曾经“手杀数十人、两刃皆缺”，刀都被他砍豁了;其后的作战中，他多次率领手下的精锐重骑兵“玄甲军”冲锋陷阵，看起来是一名猛将。
不过群殴与单挑不同，作为统帅，集体冲锋时他身边一定有大批将士共进退，体现不出个人水平。不过他也面临过与当时一流武将面对面的情况。公元620年，李世民正率军与王世充军相持。有一天，他带领500骑兵观察敌情，被王世充率领万人突袭包围;敌军的猛将单雄信更是挺枪跃马直奔李世民，几乎将他刺落马下。关键时刻，刚刚归降唐军的尉迟敬德斜刺里杀出，一枪将单雄信捅下马，李世民这才逃过一劫。
可见，李世民在近战方面并不是一流水准。相比之下，李元吉就生猛得多。
李元吉从小喜欢打仗，留守太原时，他经常命令仆人、妻妾等全副武装模仿行军作战，互相拿真刀实枪互刺，死伤甚众，李元吉本人也多次受伤;其后跟随李世民打仗时，他更是以善于使用长枪而闻名：“齐王元吉亦善马槊”。
但他的水平，应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顶多是一流水准，距离超一流还差得远。这一点，从他与尉迟敬德的切磋中可见一斑：
尉迟敬德堪称当时的第一猛将，战场上他时常单骑入敌阵，对方即使多人同时以长枪攒刺，也很少能伤他分毫;他甚至精于空手夺枪、反刺敌人。他归降唐军后，一向以善用长枪自负的李元吉很不服气，想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于是建议两人去掉枪尖、友好切磋。不过结果很尴尬：元吉执枪跃马，但总是刺不中尉迟敬德，反而被对方连续三次夺去武器。
身为同父同母、接受同等教育的三兄弟，李世民在射术、骑术两方面强于他的兄弟，近战并不擅长，这与训练及实战经验有关。
李世民16岁从军，其后跟随李渊镇守太原、常年与突厥人作战，既能享受父亲开小灶般的训练，又能在实战中汲取经验，后来更是不间断的南征北战;所谓猛练自然强，他的骑射水平自然水涨船高。但作为统帅，他的主要职责是诸如观察敌情、制定战术、现场临机调度等，属于指挥性质;而亲自上阵冲锋，要么是在敌我大势已定的阶段，要么是在战局胶着时、亲力亲为鼓舞士气，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名指挥兼远程辅助攻击手的角色出现在战场;近身一对一搏斗的方式，是专职武将们的业务，对他来说，既不必要、也很有风险。
而李建成起初带着李元吉等家眷留守河东，其后虽率军与刘仚成、刘黑闼作战，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长安处理政务;李元吉则比李世民年幼五岁，当自己的二哥在北方跟突厥人、起义军作战时，他还在河东享受大哥的庇护。从晋阳败退后，他的数次出征，要么跟随李世民(围攻洛阳城、首次讨伐刘黑闼)，要么是跟从李建成(歼灭刘黑闼)，虽然也获得了实战经验，但作为兄长们的保护对象，不可能真的像尉迟敬德那样豁出去拼命(真正拼命的宗室名将李道玄，正是死于勇猛上);但他酷爱打仗、时常自我训练的性格，再加上年轻力壮，则使他的近战能力强于二位兄长。
总体而言，当时的李氏是比较尚武的，这也是他们亲自打天下、亲自上阵武力政变的原因。现在我们再脑补下玄武门之变的过程：
与其他朝代不同，当时李氏三兄弟进入皇宫，是可以随身携带武器的：“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更别说李世民是早有预谋、全副武装提前入城埋伏;
当李建成、李元吉听命走到临湖殿时，感觉气氛有变，立即调转马头回奔东宫;
东宫的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因此李世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再加上对自己骑射能力的自信，他抛下尉迟敬德等人，快马追上“随而呼之”，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随后李元吉立即在马上开弓，但却“再三不彀”，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事发突然、心情紧张，也可能是李世民身着重甲，难以命中要害;至于李建成为何不一起发箭，可能基于一丝侥幸心理(即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李世民开弓搭箭，一下命中大哥的要害：“建成应弦而毙”。此时尉迟敬德率领70多名骑兵赶到，李元吉中箭，但未伤及要害，舍马步行逃走(马已被射死);
没想到此时李世民的马出了问题：皇宫树木众多，他被树枝挂下马，由于身负重甲一时难以起身，李元吉冲上前来，意图夺弓勒死李世民。为什么不用刀剑?最大的可能是：刀剑这种武器并不是随身携带，而是挂在战马身上的。
这时尉迟敬德赶来，面对这位猛将，李元吉只能落荒而逃，却惨被射死。
李渊也许没想到，三个儿子的武艺，竟然会用来自相残杀。但在当时，这一状况早已不可避免。一方面，李建成是早已确定的太子，且身在长安常年处理政务;另一方面，是战功赫赫，打下大唐大半江山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即使他没有野心，但“功高震主”的规律，决定了他和太子不可能并存。因此，玄武门之变，双方并无道德高下之分，只是封建时代，皇权的绝对诱惑，再次战胜了脆弱的人性与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