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36年，鲁迅月收入很高，但几乎没有缴纳过个税
学者陈明远曾给鲁迅的收入状况，算过这样一笔帐：鲁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2万元人民币。中期(1926-1927)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万元人民币。后期(1927-1936)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52万元，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①
不管是摆在今天，还是放在当年，鲁迅无疑都属于高收入人群。以猪肉购买力为标准，1916年1月份，鲁迅的薪俸300银圆，在当时可以买到1346千克猪肉——2015年8月份全国猪肉均价约为28元/千克②，也就是说，在2015年的8月，只有月收入达到3.7万者，才能与1916年1月份的鲁迅购买力相当。
那么，问题来了：鲁迅的收入这么高，在当时，他每个月要缴纳多少“个税”呢?
答案是：鲁迅几乎不纳个税。鲁迅1912年“参加工作”，1914年，北京政府效仿日本，颁布了一份《所得税条例》，拟对个人的薪资、放款存款利息等开征所得税。但因种种阻力，这一条例长期被束之高阁，唯1921年曾以先行征收官吏俸给的形式，勉强实施过一次， 结果仅征得10310.67元，成为笑谈，旋即中止。③此次短暂征收采取官俸先扣再发的方式，鲁迅身为教育部公务员，自然避不过。但此后直至去世，鲁迅都没有再缴纳过个税——从1922年到1936年，北洋及国民政府虽然一直都想要征收个税，但毫无进展，唯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但鲁迅没做过国民政府公务员，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也就是说，自 “参加工作”直到去世，除了在1921年缴纳过不足25块银元之外④，可以说，鲁迅的收入虽高，却没有缴纳任何个税。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才开征个税，月入4万需要缴纳1922元
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费正清就曾批评民国不征所得税，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人的消费税负担，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⑤不过，自北洋至国民党，中央政府并非“代表富人利益”不愿征收所得税，而是因种种阻力，征收不了。
鲁迅与友人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民意的抵制。1921年的所得税征收实施工作，之所以仅从公务员身上征到1万多元，最后流产成为笑柄，主要原因之一，即有组织的民意抵抗。该年11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申报》上公开刊发给北洋政府的呈文，宣布否认当局的所得税政策。理由是：1、所得税的细则本身有不公平的地方;2、当局须先将其他恶税废止、并切实履行保护工商的政策;3、所得税的用途，当局须予人民以监察之权……简而言之，当时的工商界很重视税收背后的契约关系，要求“纳税义务”必须与政府的“公共服务”相匹配，“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节省各项糜费以前，人民不能承认此新税，以供无谓之浪费。”⑥
第二，客观环境所限。1929年，财政部所聘请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 E.W.Kemmerer，美国经济学家，在货币方面有卓越成就)，来华经过一番调查后，明确建议国民政府不要推行所得税。其理由有三条：1、经济上的原因——中国新式工商业不发达，税源有限;2、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工商业，也就难以普及新式的簿记制度，没有健全的记账、查账制度，国民政府也没有详细、精确的人口调查、职业调查以及收入调查，没法征所得税;3、行政上的原因——国民政府没有合格的税务官僚团队，因为租界及地方军阀的存在，行政权难以统一，避税、逃税手段太多。⑦
因为上述两项原因，直到1936年之前，国民政府始终只对公务员及党务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1936年，因对日备战已进入最后关头，国民政府才再次提出要征“所得税”，按孔祥熙的说法，“吾人处此非常时期，要想救亡图存，思患预防，便不可不未雨绸缪”。以“民族存亡”为前提，民意的抵制自然不复存在;不过，客观环境仍无改善，所以征得总额极低，“战争期间，所得税收入只占岁入中不属于借贷收益的3%-4%。”⑧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没有来得及为抗战缴纳个税。按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的个税税率标准(以月收入30元为起征点，税率采超额累进制)，并以1927-1936年间鲁迅的月均收入697元为参考，则鲁迅每月需缴纳个税约33.5元。⑨鲁迅当时的697元，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也就是说，鲁迅若未去世，则在抗战爆发时，月入4万元的他，每月需缴纳1922元个税。这个税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重。所以，国民政府当日曾公开宣传：“政府之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而更看重该税的政治意义：“所得税之施行，正为培养我民族道德极佳之工具，吾国民是否愿爱其国、能爱其国，将以是卜之。”⑩
注释
①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P06。②鲁迅薪俸的猪肉购买力，引自《鲁迅时代何以为生》(2013)，P264;2015年8月份猪肉均价，引自《农民日报》2015年9月8日报道《集贸市场生鲜乳价格下降》(第6版)。③《中国年鉴》，1924，P805。④鲁迅1921年的官俸年收入超过3000银圆，不足5000银圆，按当时的税率标准，其全年缴纳额度不会超过25银圆，事实上，此次征收仅实施数月，鲁迅的实际缴纳额度要少于25银圆。具体标准，可参见：《大总统公布所得税条例令》，1914年1月11日;《大总统准财政拟征收所得税考成条例指令》，1921年1月19日;《财政公布所得税先后征收税目令》，1921年1月6日。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P1527-1535。⑤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P421。⑥《商联合会否认所得税之呈文》，《申报》，1921年11月11日 ，第5张第18版。转引自：魏文享，《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⑦崔敬伯，《所得税实施问题》，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第3期。⑧(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 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74。⑨按1936年个税征收办法：“课税方法系采超额累进制。凡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之薪给报酬，每月平均所得未满三十元者，不课税;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每十元纳税五分;超过六十元至一百元者，其超过额每十元课税一角;超过一百元至四百元者，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追加一角;超过四百元至八百元者，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追加二角;超过八百元以上时，每超过一百元之额，每十元增课二角，至每十元课税二元为最高限度。其每月所得之超过额不满五元者，其超过部分免税;五元以上者，以十元计算。”详见：谢霖，《中国现在实行的所得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印刷。⑩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