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因为素材大部分来源自民间，固然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们进入小说文本时，伴随着不同思想及不同审美趣味的渗入。而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艺术世界。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 ，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极大的魅力。
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面对丰富、复杂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作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实为依据，剔除来自民间文化中过于荒诞、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三国演义》创作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情节大多撷自民间传闻，其中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情节，如以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开头，以刘渊灭晋兴汉收尾，使全书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这样的安排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愿望，但放在历史小说中不仅不协调，而且显得十分荒诞。罗贯中删去了这一头一尾，不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报应色彩，使小说成为蕴涵更为丰富的历史悲剧。此外，《平话》中的一些与史实不符或与人物性格不符的情节，如刘、关、张杀督邮后上太行、刘备从黄鹤楼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
其次，精心提炼情节，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杂乱、原始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工，《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历史，使情节框架合乎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将这些来自史书、民间的各种素材整理、提炼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关于“赤壁大战”的“重写”。对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以及过于荒诞、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作者做了大量删削，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虽违背史实却不背离情理、不背离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等却予以保留，并使它们成为小说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但同时又尽可能地靠拢历史，而在处理两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实优先的原则。章学诚称《三国演义》的特点是“七实三虚”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道出了《三国演义》成功的一个秘诀——“实”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虚”则多与民间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纳各种文化，才能丰富小说的内容。但也只有经过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种异质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