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作为藩属国，朝鲜继续定期向中国进贡;那么作为宗主国，清政府当然就负有帮助朝鲜维护主权的责任。清代时期的朝鲜仍是中国头等的藩属国、朝贡国。 然而，这种关系延续到清朝晚期，却难以维系。不是因为朝鲜“不交保护费”，而是因为宗主国气喘吁吁，“收了保护费”也保不住藩属国了。
自日本明治维新起、中日争端爆发二十年前，作为“东洋前哨”的朝鲜就闻到硝烟味道，一部分明白人感到“势头不对”。当大清驻朝公使袁世凯向朝鲜王室信誓旦旦保卫朝鲜之际，朝鲜朝野已有人看出端倪，在此之前，中国本土香港、澳门分别沦为英国、葡萄牙属地，一个政治落后、无法自保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再做他国的宗主国?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藩属国?
于是，朝鲜政府内部，“亲清派”已非铁板一块的主流派，亲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亲日派”。朝鲜军政界遂有了“亲清派”与“亲日派”之争。
当时朝鲜“亲日派”亦称“开化党”，其成分大多为新军少壮军官。明治维新后，日本“义务”替朝鲜训练新军，所谓新军其实就是日本在朝鲜培植的亲日武装力量。这股力量与原来的“亲清”的王室家族势不两立，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摆脱老大帝国束缚，赶走大清驻朝公使，效仿日本明治维新。
与古代白村江战役开端相仿，近代中日争端亦起于“朝鲜内乱”。
1884年，朝鲜“开化党”起事，发动“甲申政变”。政变取得了初步胜利，“开化党”占领了王宫，保守老臣诸多被杀，国王被禁闭于宫，“开化党”一度大权在握。他们宣布“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客观评价，“甲申政变”实质，既是亲日派与亲清派之争，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可谓朝鲜历史第一场宪政革命，带有推动朝鲜历史发展积极意义。领导政变的“开化党”应属朝鲜进步政治力量。
然而，“开化党”虽属进步力量，但因为孤军奋战，在驻日清军及忠于国王军队联合反扑下，政变成功仅三天即遭破灭。“开化党”首领逃往日本求援。
鉴于本国维新大功尚未告成，军队羽翼还未丰满，日本对这次朝鲜变局采取了“有限介入”方式，最后与清政府约定“中日共享朝鲜”，签订了《天津专条》，为十年后中日决战朝鲜埋下伏笔。
十年后，朝鲜发生爆发东学军起义。维护朝鲜王宫保守势力的清朝驻日公使并未把起义军及虎视眈眈的日本放在眼里，还想如上次那般出师助朝，维持“父国”的尊严。然而此一时彼一时，驻朝清军与日军一交手，方知“此日本已非彼日本”。 不仅“罩不住”“小兄弟”了，而且自己的“姥姥家”也难保。
东学党起义
日本驻日公使大鸟圭介后来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多为自豪，“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日本备战演练已久，就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了。朝鲜战争初始，大鸟听从外相陆奥光宗的指令，采取韬晦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袁世凯在韬晦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对局面发展的基本判断力。派兵一千五百入朝，并依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派兵九千挺进朝鲜，朝鲜局势陡变。
战争一爆发，袁世凯的对手大鸟圭介爆发出蛇一样的灵敏与攻击力，亲自带兵、兵临朝鲜王宫，而一度高高在上的袁公使，其反应速度与果决力相形见绌。大鸟圭介一举拿下了朝鲜王宫，迅速掌控了“朝鲜内政”。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日本外交文书》都记下了清国公使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表现。日军控制朝鲜政局后，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6月29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 李鸿章勉袁：“要坚贞，勿怯退。”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7月15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17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
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凯一反常态，由一意主战转变谨慎观望，最终成为“议和团”主要骨干，他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
1894年6月15日，清朝驻朝官署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朝鲜国王在王宫日军的簇拥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就此，朝鲜“亲日派”占据了政坛上风，“亲清派”土崩瓦解。日本正式取代中国，成为朝鲜“宗主国”。
如果把国家肢体化，那么显然，东北是中国的右肢，而朝鲜则是中国延展的右臂。脱胎换骨的“新日本”一出场，就占据朝鲜，剑指中国东北，这等于一下子打掉了“旧中国”右臂。两千年中朝牢不可破的“宗主——藩属”关系，也就此被日本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