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汉朝皇室宣传以“孝”治天下，目的当然是靠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时以“仁孝”为宣传主线的封建伦理道德逐渐成为系统(成熟)，统治者认为在家里子女无条件地“孝”于父母，走入社会后自然无条件地“孝忠”于统治者，汉朝没有科举，考察人才也主要考察孝行，所以推荐人才做官叫“举孝廉”。当然，汉初孝惠帝、孝文帝既自身践履孝道大义，又推廓至治国方略，开创了汉世“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模式。其中，尤其以孝文帝为最著，无论是从《大学》的修齐治平，还是从《孝经》的天子之孝来讲，文帝都完美的体现出传统孝道的精神所在。 正因为汉朝以“孝”治天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创了一个强盛，且相对稳定长久的时代，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拼了命地自认以“孝”治天下，或者更牛B的号称“以仁孝治天下”，虽然大部分画虎类犬，把国家整的乱七八糟，像那拉兰儿(慈禧)，就被谥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真是倒足了胃口。
一句话，因为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所以死后，谥号前面均加一个“孝”字，以彰显大汉朝的功德。汉文帝为母亲亲尝汤药，后来还被编进了24孝故事。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中国古代正史中最早专门记载孝子、孝义的大概应属于《后汉书》。《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396～445年)所撰写。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此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虽然没有用《孝子传》这一名称，但是三十九卷的《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为孝子专门作了传记。这一卷专门记载了许多以孝子、孝义而有名声的人物。汉安帝(107～125年在位)时候，汝南有一个叫薛包的，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而有名声。其父娶了后妻以后，开始憎恨薛包，逼他分家而居。薛包日夜号泣，不愿离开，以至于被其父殴打。不得已，薛包就在宅外搭建一个小屋住下，每天早上仍过来洒扫;其父又发怒，驱逐他。于是他就在远一点的乡里之门处搭建一个小屋住下，但从不忘记早晚去父亲那里问安。这样过了一年多，父母自己都感到羞愧了，就让他回来居住。后来父母死后，薛包守丧六年，超过了规定的丧礼，因为按规定三年就行了。
不久弟弟要求分财产并分居，薛包没能劝止，就平分财产。分人的时候，薛包要那些年老的奴婢，说：“与我一起的时间长了，而你使唤不了。”分田地房产时，他又要那些荒废的，说：“我年轻时经营过的，情意有所留恋。”分器物的时候，他又要那些旧而损坏的，说：“我一向所使用的，已经用惯了。”后来他的弟弟数次家产破败，薛包常常给予救济供给。 汉安帝建光年间，公车官署特地征用薛包，官拜侍中。但薛包生性恬淡虚怀，声称自己有疾病，不去做官，而只求一死。于是朝廷下诏，优准他保留官职而告归养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汉代重孝的具体情况。一，后世的人、特别是今人，往往习惯从功利的视角去观察，怀疑当时的孝子是在作伪、作秀，或是些沽名钓誉之徒。薛包，或许能让后人看到一个实在的、纯真的孝子的形象。二，他的孝行，在父母的生前表现出来，在父母的死后也表现出来，在分家的时候再次表现出来，甚至在朝廷让他做官的时候尤其凸现出来了。三，汉代统治者对孝子非常重视，加以提拔，委任官职，甚至根据孝子的要求与具体情况，保留官职而又遂其心愿。这种做法，对社会和谐风气的营造可以想见。汉王朝如果真全是封建落后得一塌糊涂，漆黑一团，歹徒横行，没有好的社会氛围，王朝能够绵延四百多年吗?这一点也是值得后人好好体会的。
这个孝子的孝行，对后人也很有影响。比如北齐的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还特地引用了这一段，置于《颜氏家训·后娶第四》中，用以教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