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寝，指帝王的嫔妃进御。是一件关系到帝王后嗣血脉的事情。皇帝会根据自己的兴致选择妃子侍寝。侍寝的人员包括已封的妃嫔、宫女、面首。特殊情况下会有官员上献的女子，赠送的女子。在清朝，皇帝会用到“翻牌子”的方法决定侍寝的嫔妃。侍寝的嫔妃多数是被太监抬入门中。

　　清代皇帝睡女人，一样要记账的。总管太监随身有个小本子，皇帝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睡了某妃子，都得记载详细，进行存档，其程度比内务府官员记的“起居注”还要一丝不苟。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这点隐私也不能“隐私”,叫人情何以堪!康熙皇帝第一个就后悔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设这个劳什子“敬事房”制度，但自己定的规矩，又不能自己破，肿么办呢?康熙不愧是“有作为”的皇帝，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动用内帑外赋，大肆修建圆明园、避暑山庄等行宫，宫内损失宫外补，皇帝在行宫临幸妃子，则不受“敬事房”老鸨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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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之后的几代皇帝大多不满意这种嫖妓般的过程，雍正自律较严，就不说了。乾隆六下江南，恣意领略人间美色;嘉庆、咸丰等帝，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圆明园，尽情享受园内女人的千般旖旎万种风情。

　　“敬事房”太监基本是集体失业，人人面临“下课”的压力。最为搞笑的是，那个同治皇帝在后宫“嫖妓”感觉不过瘾，又颠颠跑去八大胡同玩通宵，引进了梅毒，一下子呜呼哀哉，真是霉了去了。

　　大多数嫔妃对于侍寝只能抱以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然而，亦有不少宫中女子对待寝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种种方式争取侍寝，以图获得帝王的宠爱。

　　太监进去后，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后挪步，这叫“却行”。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记录。帝、后每行房一次，敬事房总管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怀孕时核对验证。

　　皇帝与妃嫔行房，程序则复杂一点。每日晚餐完毕，总管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这天，皇帝若没有性欲，便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牌子，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总管记住这个牌子，出来后将牌子交给手下--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龙床上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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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皇帝睡觉了，则先上床，将被子盖到踝关节处，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随即裹上大披风，一直背到寝宫，再扯去披风，将妃子放在床上。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

　　 此时，太监退出房外，和总管守候窗外，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中马上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而得“止乎礼”,(因人而异。康熙帝是一般人不敢得罪的。爱多久就多久。)招呼太监进房。 

   “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倒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总管随后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本，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若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就得补做人流手术，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做了也是白做。 

　　这个不太合乎“人道”的存档制度，是顺治皇帝从明朝学来，用以限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皇帝们肯定都不满意这个“祖制”,但又不能随意更动，于是设法规避。圆明园等行宫不必奉行存档制，因此，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年轻的咸丰都住在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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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要到哪个妃子宫里住宿，不能叫住宿，要叫临幸。”而妃子们就会在这种时候尽力为皇帝生一个孩子，以换取皇帝的重视以及后宫的权力。所以，皇帝和妃子同房也叫“ 临幸”。

　　 但是，连这种被玩弄时的义务，在她们也是难以期冀的机会。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忍性和宫嫔制度的非人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