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出现一种奇怪的风气，即吹捧宋代“看似贫弱而实则富强”，语气之夸张，到了仿佛这个人们印象里积贫积弱的宋代，实际上却是个富得流油、强得不屑和敌人一般见识的“高大上”国家的地步。

　　说宋代“强”，有点勉为其难，毕竟什么燕云之失、靖康之耻，但凡听过书、看过戏的中国人，都能随口报上几句;但说宋代“富”，信的人就不少了，人们都相信，一个割地赔款的朝代，面对虎视眈眈的辽、金、元三个“马背王朝”，竟然能苟延残喘那么些时日，要不是商品经济发达——说白了就是“有钱”，是绝对撑不了那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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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研究宋代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截然相反的例证。

　　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时，是北宋政治上最稳定、经济最平稳的时代，但就在这样的时代里，大臣欧阳修、余靖等，都上奏朝廷，报告“钱荒”情况。出现“钱荒”的地区，是当时商品经济较发达、民间较富庶的江淮地区，且余靖更表示“当今天下钱货至少”，表明铜钱短缺绝非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而是全国普遍现象。

　　自那以后，“钱荒”问题似乎愈演愈烈。宋神宗赵顼和宋哲宗赵煦时，张方平、苏轼等大臣先后多次上书，表示“钱荒”问题愈演愈烈。

　　张方平反映，铜钱短缺的严重程度，到了“公私上下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的地步，而苏轼则反映浙江民间因为缺钱，连当铺都惟恐付不起当金而被迫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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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南宋，疆土少了一半，缺钱的情况却并未因此缓解，南渡之初李纲在喊“钱荒”、南宋濒临灭亡时贾似道也照喊不误。终南宋一世，纸币大量发行，几乎取代了铜钱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并引发了震撼性的通货膨胀，一大原因，也仍是“钱荒”二字。

　　问题是，宋代根本就不该缺钱。张方平曾在上书中指出，仅仅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两地的铜冶，每年铸造铜钱就多达100万贯以上，而全国铜钱的铸造总量，每年多时甚至可达500万贯，这个数量，是疆域大得多的唐代一年总铸币量1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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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邮币卡”市场，两宋铜钱为数不少，除了个别品种奇货可居，大多数品种，如北宋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南宋的绍兴元宝、隆兴元宝，都是不折不扣的低值大路货。元灭南宋后，将废弃的南宋铜钱大量出口，一度竟支撑起周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货币经济。

　　由此可见，宋代铜钱，从数量来说绝对不少，之所以“钱荒”，是因为大量铜钱根本没拿到市面上去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