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在征得齐桓公的同意后，管仲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妓院，名叫“女闾”。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唐代是妓业的地位最高的时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薛涛就被当时的省级领导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赏识，让她参与原来由幕僚们做的案牍(官方文件)方面的处理工作，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政府公务员的角色。韦皋差点还上报总部朝廷，正式下个文件让薛涛转正。唐代之后，妓女的地位开始下降。
两宋，妓业依然是合法的。柳永因为寻花问柳成为著名的偶像词人。但他也因为这个爱好，而绝于仕途，可见宋代对妓女的看法已经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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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朝廷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员可以让官妓陪酒、陪舞，但不能陪睡。如果违反，轻则打几十大板，重则开除公职，贬为庶民。公款吃喝，再找“三陪女”，更是绝对犯忌。《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一判例，南宋时崇安知县因“日日宴饮，必至达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遭奏劾，最后被降为县主簿。即使不是公款消费，如果官员参加有妓女作陪的私人宴会，也要被处分：“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
宋代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许多达官显贵不问朝政国事，沉溺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之中;名流贤达狎妓冶游、寻欢作乐。后来，还出现了研究、评价妓女的《嫖经》，成为当时的狎妓指南。当时妓女满布天下，大都会有数以千计之多，就是穷乡僻壤，也不乏其人。
明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秋天，30岁的明宣宗朱瞻基对这种社会现象受够了。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的长子，生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明君。他称帝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登基的第四年，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阻止帝国官员们沉溺于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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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发动的这个行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当时朱瞻基的扫黄主旨，是为了巩固帝业不被颠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谓“父母官”的形象更为正面。因此，此次扫黄只对官员们起了一点威慑作用而已。
朱瞻基的措施果断而不容置疑，他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
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8岁的明宣宗驾崩。在明宣宗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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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