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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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枝以“宫廷”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的内亚性，本身就别具慧眼。陶博(PrestonTorbert)在TheCh’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ment：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内务府是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也是融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但在“兼容满汉”之外，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包括了满、蒙、藏、伊斯兰文化等面向。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内务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内务府的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
换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乾隆皇帝即言：“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在清代国课收入之中，盐课和关税分别是第二、三大宗，这些税收均由皇属包衣经手，得见内务府在清代财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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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包衣出任重要税差的代表性例子，莫过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从史景迁的研究可知，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与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主仆，实际上更像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弟，二者亲密逾恒的家人关系，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的原因。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然而，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织造衙门，造成财务亏空。
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与曹寅的私人关系不如其父，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这显示出内务府包衣的仕途与家族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红楼梦》这部小说描述贾府从荣显到落败的过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经历，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种极为透彻的笔调描写贾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起伏与苍凉。
内务府包衣受到皇权影响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于曹寅，嘉道朝显宦英和的落败亦是一例。英和自幼聪颖，科场顺利，乾隆五十八年考取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和珅曾想把女儿嫁给他，英和的父亲德保却拒绝了这桩婚事，因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谤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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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祸福相倚的是，嘉庆皇帝亲政之后，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飞黄腾达，爬升为朝中的一品大臣。然而，作为包衣英和必须为家主当差，即便在外朝任职，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应道光皇帝节俭的作风，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寝发生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夺官发往黑龙江当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连同罢职遣戍。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过科举得到外朝任职的机会，其仕途荣显在内务府包衣群体中可谓异数。即便如此，皇帝意志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戏剧性，呈现出内务府包衣的独特身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