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许多因直言而遭到贬谪的官员，尽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却常常与日俱增，他们因贬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贬成名”。

　　范仲淹的“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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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就曾经因为贬谪而名扬士林。事情是这样的，宋仁宗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经年逾二十，可以亲政了，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于宋仁宗的意思。当时，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身微言轻，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上书《乞太后还政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这简直是以下犯上，与最高权威叫板，因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贬官后，同僚士大夫们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结队到城门口为他饯行，赞扬他说：“此行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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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提拔了一批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还，提拔为右司谏。然而，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装聋作哑，做皇帝身边的老好人，当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

　　准备废黜郭皇后时，范仲淹马上上书说郭皇后不可废，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要求皇帝接见，让他们诉说皇后不可废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恼怒，不仅没有接见他们，反而把范仲淹贬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们又结伴为他饯行，赞叹说：“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时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当时，吕夷简任首相，培植亲信，拉拢朝官，以维护宰相的个人权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呈宋仁宗阅，并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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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夷简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反在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士大夫们又为他饯行于郊外，盛赞说：“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士大夫们越是对他钦佩，贬得越远，名气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