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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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思想基础。确立它的绝对主流地位，强迫全民接受，并排斥其他任何一种思想。第二，一个最具权威的人(皇帝或其他名称)主宰一个国家。无论他的权威来自何处，一旦获得就不容置疑。他是绝对权威，由他对国家实行人治。他的见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第三，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这个官僚体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控制和统治整个社会。
这些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制度的根在哪里?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认识中国，应该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不可能为了寻找中国制度的根而去研究秦史，但读读《大秦帝国》还是不难的。尽管作者对商鞅、秦始皇等人和秦王朝的“拔高”，我不能完全接受，但作者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接近真实的秦王朝，为我们分析中国制度的根提供了一种有相当深度的认识。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中国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指导作用的。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专制体制的初创时期，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专制的本质。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制度，就必须了解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在秦朝。
法家讲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政府可以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要依靠“权、势、术”来实现。
“以国为本”，现在也称为“国家主义”，或更为直白一点，称为“国家至上主义”，即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现在我们经常讲“强国富民”，从本质上来说，“强国”和“富民”是一致的，而且应该先“富民”而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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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法家“以国为本”的理念中，政府的目标是“强国”，而不是 “富民”。如果“富民”亦有利于“强国”，也不反对有限地“富民”。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但在民太穷的情况下，“强国”也难。所以，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也把土地公有制改为土地私有制，奖励有战功的百姓，是既“富民”又“强国”的。但当“强国”和“富民”不一致时，就要舍“富民”而追求“强国”。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连年征战，为战争而征收重税，其实都是要实现“强国”的，与“富民”没什么关系，甚至是“弱民”的。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历史上备受称赞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国强”而“民穷”的时代。一路征战成功、最后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不也是这样吗?
“以国为本”的法家思想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以“强国”为目的，全面控制经济。在秦王朝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主要还在于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上，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还不明显。从《大秦帝国》中看，战国时代的七国中，魏国是最富的，政府有点“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不强，所以，最后被秦国消灭了。秦国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强，所以，最后兼并了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对于秦统一中国，称赞者居多。战国时期，群雄并立，谁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最后被秦国统一了，也有其必然性。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设想中国不统一的结果。但统一也未见其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太短，还没有解决国家如何控制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汉时的法家桑弘羊解决的。在汉昭帝时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仍反对盐铁专卖，要求废除酒榷、均输、平准等国家干预统治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要求实行“国退民进”的自由放任。桑弘羊则认为，这些政策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不仅不能废除，还要加强。汉武帝以后，桑弘羊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国家至上”在经济政策上体现为两点。一是国家直接经营既关系国计民生、又可获暴利的行业。这就是盐铁专卖。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是靠盐铁专卖(再加上政府经营妓女行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后这种政策时断时续。盐铁会议以后，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下来。二是政府对私人经济进行管制与压榨。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活动农与商仍由私人主导，但政府通过税收与其他手段进行压榨，以使私人财富转化为强国的资金。同时又用政治暴力限制私人经济，以免威胁到封建专制。“富可敌国”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法家的国家主义代表了统治者的意志，因此成为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秦以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的地位远远没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那么高，但他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法里”的含义。《大秦帝国》中描述了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统一中国的历史，对法家及其实践者秦孝公、秦始皇、商鞅等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副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和所有弊病的根源。这种在秦统一中国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和制度，越往后越反动。读《大秦帝国》不能成为法家和专制制度的“粉丝”。
既然历代奉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骨子里推崇的是法家，为什么还要“儒表”呢?这是因为法家讲“霸道”，讲“权、势、术”，太赤裸裸了，说出来不好听，也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儒家讲“王道”，讲“仁、义、礼、智、信”，讲“中庸”，好听得多，也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宣传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用儒家之表来掩盖法家之里，是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而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来意义的“儒”，是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的“儒”。官方对“儒”的解释是绝对权威，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儒”的帽子，坚决消灭。“儒”又成了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棍子。其实历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欺骗人民和打击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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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如何统治就如何统治。法家正是要教导君如何利用“权、势、术”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封建专制的实质就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国》证明了，秦国正因为有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明君和商鞅这类贤相才统一了中国，而当时甚至比秦国还富有、强大的魏国等六国，就是因为昏君庸相而败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光明时期也在于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类的明君，而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无不与昏君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是各个时期历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下，君是好是坏就取决于遗传因素了，但遗传不能复制明君。因此历史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明君，还是昏君。从《大秦帝国》中看，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总体上是明君多于昏君，而且明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大于昏君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所以秦国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国每一代都是明君当权，统一中国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当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后没有明君，中国历史就不知该如何写了。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其次，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在《大秦帝国》中当秦始皇伟大正确时，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当他重用赵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为明君的扶苏时，就造成秦二世而亡，并给人民带来几十年的战乱，百姓涂炭。评价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
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没法抵抗，正在于此。在明君的领导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秦二世而亡，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朝所有臣子的悲剧，他们以支持暴政始，以被暴政消灭止。
最后，“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这就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争着把自己的知识卖给君王之外，有独立思想的有几个?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现在不少人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事实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抗的。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吹喇叭，也有点知识的人(如法家)或者对专制没有大伤害、还有点实用价值的人(如医家、农家)，而是有独立意识的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要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死不服从皇帝，而且还可以煽动别人。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说穿了就是对专制情有独钟。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正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也美化了专制者。
现代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个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做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决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可以消灭的。推翻帝制容易，消灭封建专制不易，消灭人们心中对专制的崇拜更难。民国时北大英文教授辜鸿铭以留有前清的小辫子著称，他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要从制度和心灵上剪去封建的小辫子其难度有多大，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所体会。鲁迅先生的《风波》所要说明的也有这层意思。
国由君治，但在民与君之间尚有巨大的鸿沟，而且治一个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这也非君可以包办一切的。就像秦始皇这样能力超群、精力过人的君也不能亲自处理天下的一切事。因此，这种封建专制体系在君和民之间必然有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秦国能统一中国与这种高效的官僚体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国》中展现了各国的官僚体系，也突出了秦国官僚体系的超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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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从上至下实行垂直式领导。这是实现专制所必需的。金字塔中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是最上层皇帝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决策的工具，它所强调的是绝对服从。秦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一切为战争服务。建立这种体系有其历史必然性。以后的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这种体制效率最好。专制制度需要这种垂直式体系，而现代民主社会强调权力制衡，所以尽管也需要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但采用垂直式与扁平式并存，既有统一，又有分权。
要了解这种官僚体系的运行与效率，首先应该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指出的，这些官员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经济人，他们行为的目标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也会高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他们的个人利益在于职务不断提升。职务和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享受，所以提拔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官员是经济人决没有任何贬义，为个人利益行事也是中性描述。关键是在不同政治机制的引导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当代民主制度下，官员或是民选或是文职。当官员是民选的时候，你只有为社会做好事才能当选，官员的个人利益(当选)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当你是文职时，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做好这种管理工作，才有晋升的希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不矛盾。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这种制度下能够晋升取决于上司是否欣赏。如果最上层的君所做的事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个官僚体系就能起积极的作用，《大秦帝国》中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秦王朝的官僚体系就起了这个作用。但当最上面的君在阻碍历史前进时，这个官僚体系就会起消极作用。秦在统一中国之后，这个体系在焚书坑儒中的作用不也是在加剧秦二世而亡吗?
从中国封建社会来看，这个官僚体系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可以成为皇帝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但也会成为“肠梗阻”。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系可以改善这种不对称，也可以加剧这种不对称。如果是明君，又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官僚体系就可以纠正皇帝的信息不对称，给他更多正确的信息，有利于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这种体制下，皇帝有自己的偏好，这就会使官员向皇帝传递、甚至捏造假信息，误导皇帝的决策。封建社会中常有“祥瑞”之说，《大秦帝国》中也描述这种“祥瑞”。“祥瑞”是用各种自然界或有或无的现象来预兆人间的吉祥。这本身就是下面官员捏造的假信息。
二是官僚体系执行皇帝的旨意，必然有大小不同的权力，他们就可以借假皇帝之名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假造圣旨正是他们为夺权而实施的阴谋。历史上官僚体系的权力过大，操控皇帝的事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赵高其实就是宦官，他的夺权就是宦官集团阴谋的结果。李斯只是赵高利用的工具。李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参与了赵高的阴谋，最后“工具”的使用价值没有了，他的末日也到来了。官僚体系权力膨胀，以至尾大不掉，最后损害了皇帝的利益。当皇帝是明君时，如秦始皇，这个问题不明显，当皇帝是昏君时，如秦二世，这个问题就十分明显。在中国历史上，官僚体系为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最惯用的手法就是“收租”，即没有收租的机会，然后“寻租”。这就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根源。
三是在每一个皇帝的建立时期，官员尚未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他仍是努力的，而整个官僚体系也有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官僚体系就是如此。但在皇帝掌权之后，官员就热衷于用权力寻求个人利益。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而维持现有制度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就会成为继续前进或改革的阻力。这时就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就失败在这个官僚体系上。官僚体系已从现有的制度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就成为维护这个体系最强的力量，也成为任何改革的阻力，这也是中国社会停滞、由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皇权的专制制度能持续两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清朝灭亡之后，理论上说，封建专制结束了，实际上阴魂不散，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历次革命，名义上是要建立民主之中国，实际上仍然重复了封建之中国。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重复了封建专制的三个特征：“一个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先，“一个政党”是由这个党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一个领袖”当然就是皇帝。蒋介石称自己是民主中国，其实仍是专制中国。蒋式政权是封建专制在中国的延续。如何消灭这种封建专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推荐读《大秦帝国》，不是要重温秦始皇的辉煌，而是要大家从那一段历史中冷静地认识中国社会，剪掉精神上那条“小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