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内讧之后，洪秀全对谁也不信任了，他对形势的评估是“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用人政策也就随形势评估而转。打虎异兄弟，打仗这种送命的事，靠别人;当官父子兵，当官这种养命的，归自家。只要姓洪，哪怕经国治世一窍不通，也可摆在虎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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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晚期的整个形势，总体说，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九个指头是烂的，一个指头是好的。这仅有的一个好指头是洪仁玕。洪仁玕小洪秀全9岁，与洪秀全没出五服，也算嫡亲。洪秀全早年干革命红红火火之际，洪仁玕没怎么参加，大部分时间居于香港与上海，而到太平天国分崩离析之时，他却来到南京独木以撑危局，被洪秀全封为总理朝政。在此期间他主持起草的《资政新篇》是大手笔，内容宏富，理念先进，性质相当于一部宪法。洪秀全虽在治国统民方面几乎是外行，但有一条值得肯定，就是对《资政新篇》的每一条文，他都亲自过目，且大多作了批示。比如对男女平等之新策，对以绞刑替代点天灯之建言，以及发展交通、办理邮政、兴办水利、奖励科技新举措等，常常签字“是”，或者“此策是也”，或者“此篇传镌刻官遵刻颁行”。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几乎是肯定的，然而对“新闻”方面的政策，几乎全盘否定。
因为长期接触西方文明，洪仁玕对发展新闻十分看重，以之为开民智、开国运之大策。尤其在整顿吏治方面，新闻有特别力量，“又有新闻篇(报纸)以泄其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舆论监督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谋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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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建议在各省设立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品性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不准众官褒贬。”这一建言特具见识，概括其精神实质就两个字：独立。新闻官须有职，但不能有行政权，换句话说，不能将新闻全纳进体制之内。官员不能干涉新闻，新闻除了记叙事实之外，也不准干涉行政，行政与新闻双轨运行，互相监督;新闻可以买卖，报刊发行得走市场路子，“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如此则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政通人和。同时他对新闻官本身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
但洪秀全对洪仁玕的新闻政策几乎全部打叉，批示是：“此策现不可行，恐遭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对“准卖新闻”的批示是：“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
在中国干革命，常常要靠新闻舆论起家——哪次革命不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力量?可革命者又往往最忌讳新闻，靠揭露别人的腐败而革命者，也最怕别人揭露他的腐败而革命。起义成功后，洪秀全稳坐南京城里，卖官鬻爵，任人唯亲，生活糜烂，阴谋肆行……这些，他可以让新闻“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吗?他能允许新闻“实文”记述他的六宫三千粉黛吗?按洪秀全的性情，若有如此新闻官，即使是体制内者，也可能视作妖魔，全将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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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认为非常时期，对新闻独立与新闻立法不可操之过急，得慢慢改革，这理由看起来相当充分。可如果洪秀全的革命真的胜利了，他会让新闻独立，会给新闻立法吗?洪秀全革命没成功，这事没法假设。但以笔者愚见，纵使洪秀全革命胜利，他也不可能实行新闻自由，他念的很可能是封字诀甚至是斩字诀;以拖字诀来念不字诀，搞敷衍而不搞掩杀，可能还算是万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