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众多谜团一直为历代好学之士所关注，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总结》一书，对近百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好的介绍。本文拟在陈寅恪、李树桐、宋家钰、岑仲勉、布目潮氵风、石见清裕、砺波护、黄永年、胡戟、牛致功等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最新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对事变策划主要依据、事变运作主要环节、事变人事安排等问题重新梳理，揭示事变台前幕后的若干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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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变策划的主要依据
“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玄武门事变。”〔1〕(p.58)
“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2〕(p.2416)
李世民在他的亲信鼓动下，确定了“夺嫡图谋”之“计”。此“计”策划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军事重权人物格局。经过隋末多年征战，大唐开国有四位影响天下安危的人物。第一位是李世民，他的嫡系部队主要以洛阳为中心，控制着潼关以西，长江以北，大漠以南的大部分军事要地;第二位是李建成，他依托自身的太子地位，控制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部分军队，同时还遥控着幽州罗艺所部;第三位是李靖，他在荆州及长江以南军事系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第四位是李眅，他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广泛声誉，是太宗辖下战斗力最强的山东豪杰核心人物。这四个人地位是否和谐，是决定天下太平与否的关键。
其二，李建成和李世民双方集结的文臣武将。政治集团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李建成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李元吉、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贺德仁、魏征、王皀、徐师谟、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庾抱、唐宪、荣九思、武士逸、裴宣俨、袁朗等〔3〕(p.290)。李世民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房玄龄、高士廉、柴绍、唐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王君廓、张亮、庞卿恽、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萧蠫、钱九陇、长孙无忌、杜如晦、长孙顺德、侯君集、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宇文士及、杜淹、尉迟敬德、李安远等。〔4〕(p.152)从《昭陵碑石》及《旧唐书》发现，属于世民集团成员的还有：牛进达、张士贵、杜君绰、郑仁泰、吴黑闼、安元寿、独孤彦云等。
其三，京城内参与事变的武装力量格局。李建成、李元吉方面，亲信部队兵士约有二千人，主要由大将薛万均、谢叔芳、冯立率领;李世民方面，亲信将士约有八百余人;北衙守军，由高祖亲从敬君弘、吕世衡率领，有羽林军约两千人以上。单就李建成与李世民兵力对比，双方就相差悬殊。建成又以太子身份在长安经营多年，京城其他部队间接或直接在他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随时调动更多的人马。因此，太宗方面要想胜算，必须设奇谋、发奇兵才行。
其四，事变运作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唐代太极宫城北面有玄武门、安礼门，玄武门北面对的是西内苑，北衙左右羽林军就屯营苑内。宫城南面有承天门、永安门、长乐门，三门南面的是南衙，其中南衙区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掌宫禁宿卫及皇城安全;还有左右金武卫，掌宫中、京城巡警;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左右千牛卫掌侍卫。宫城东面有通训门、凤凰门，隔墙就是东宫府，东宫诸门外的南面是太子诸率府，其中，太子左右率府、司御率府掌兵帐与仪卫;左右清道率府掌昼夜巡警;左右监门率府掌诸门禁卫;左右内率府掌侍卫。宫城西面有嘉猷门、通明门，西宫墙与掖庭宫毗邻。宫内有三个事变相关地点：一是宫内西面的北海池，据黄永年先生推测，这里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渊被胁持地点〔4〕(p.146);二是西宫承乾殿，是太宗原居所;三是武德殿，元吉原来居住在武德殿后院，与承乾殿东西相对。关于秦王和齐王二府地点，依据玄宗朝十六王王府居住区及相关居住区比照，可以上推李渊诸子宅地，当在东宫至十六王府区间内。
二、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
根据事变策划主要依据及后来的具体实践，可以列出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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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伏环节。这个环节需要完成以下细节：其一，设计诱伏。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先有太宗出面在父亲李渊面前状告建成淫乱后宫、图谋兄弟。高祖答应第二天，邀请重臣，双方对质，解决此事。这样建成、元吉二人无备而来，就很容易围剿成功。其二，收买北衙禁军将领常何，提前在玄武门内设伏。对此，陈寅恪先生确实抓住了问题的症结〔1〕(p.54)。黄永年先生从常何的权限和后来的职位考虑，对常何在事变中作用提出质疑〔3〕(p.149)，略有偏颇。常何当日是值班将领，放李渊亲生儿子领人进宫，是符合情理的，何况太极宫内还有李世民居住的承乾殿。从李元吉被伏击时，想往自己原来居住的武德殿后院跑，说明他也常在宫内活动，也许也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这是世民能领人进宫的一条旁证。常何原是太子李建成安插的人，后被世民用重金收买，他能被收买还有一条重要因素：据《常何墓碑》记碑主籍贯是汴州浚仪，他和世民帐下的山东豪杰人物有着乡土连衣的关系。其三，利用太子建成属下将领张公谨为内应。关于张公谨的向背，后面将做详细说明。其四，合理配置设伏兵力。主要配置如下：一队由太宗率领的十人围剿小组，关于其他九人后面有相关考证;一队为了逼宫需要，提供给尉迟敬德统领的70名精兵，这支队伍有可能是由常何提前放进宫的，并将高祖及大臣议事地点包围了。六月四日，李建成、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邻湖殿发觉情况有变，当与发现此处伏兵有关;其余约720人基本全部投入围剿建成、元吉援兵的战斗。关于是否余下一部分亲兵守卫秦王府，依据事发当天，东宫与齐王两府兵中，有人说要去攻打秦王府，秦王府将士非常恐惧来看，秦王府是没有守备的，基本是倾巢出动，集中兵力决战玄武门。另外，据《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记，世民一方还组织了一支囚犯奇兵，配合门外设伏，“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位于玄武门西面，毗邻掖庭宫。)
二、围剿建成、元吉援兵。这个环节有四个步骤：其一，引发建成援军与北门禁军的混战。李建成、李元吉两府的援军，在冯立、谢叔芳的率领下，从东宫玄德门出发沿宫墙逼近玄武门，他们首先遭遇敬君弘、吕世衡仓促率领的北门禁军的抵挡，其中激化双方矛盾可能有两点：一是囚犯兵的卷入，二是常何与张公谨的挑唆。其二，间接控制北门禁军。在混战中敬君弘、吕世衡被斩，北门禁军群龙无首，常何成为临时负责人。北门禁军的向背是玄武门事变成败的关键，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独到论证。其三，瓦解援军。瓦解其一，玄武门门前守卫张公谨，原是太子建成旧部。瓦解其二，建成、元吉的人头被发到援军中;其四，合兵围剿。在秦府的增援部队、囚犯奇兵及北门守军三下合击之下，两府 兵四散溃逃。
三、控制宫城，宫内逼诏。此环节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其一，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太宗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甩诸门。这可从《安元寿墓志》扑捉到一条线索：“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5〕(p.201)志主守卫的嘉猷门，是宫城西面的北门。太极宫其他七门，世民部也当迅速接管了。其二，软禁高祖君臣。尉迟敬德率领70名精兵，将高祖和议事大臣软禁。其三，利用高祖重臣说服高祖交权。当日参加议事大臣有裴寂、萧蠫、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其中萧蠫、陈叔达劝说高祖答应太宗的逼诏内容，而宇文士及本身就是具体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在武力威逼下，七位重臣除裴寂外六位大臣都倾向世民，高祖见大势已去，加之世民以亲子的身份投怀痛哭，高祖只好顺势下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在太极殿东侧)出宣敕，众然后定。”〔6〕
四、增训新兵，控制皇城。李世民虽然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多是建成经营的人马，李世民京城内的嫡系部队力量还很单薄，随时面临高祖旧部及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增训新兵，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招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5〕(p.131)。这支新军成为李世民牢固控制京城及登基帝位强有力的保障。
五、收洛阳军政大权，取得地方有力支持。《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洛阳行台仆射，驰镇洛阳。”为了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李世民派亲信屈突通接管洛阳。此前，建成、元吉所属曾告世民亲信张亮在洛阳大肆活动，图谋不轨。虽然经过审问，张亮无罪释放，但李渊和建成在洛阳，也必对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这也是震慑其他地区潜在反对势力的需要，是稳定全国军政局势的重大一环。
六、拉拢军事重臣，控制全国军队。如何对待李靖，是把军队大权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关键。李世民利用突厥南下之机，在心理上收复军帅李靖。《执失善光墓志》可为证：“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5〕(p.215)太宗利用突厥大军南下机会，一方面给李靖展示了自身强有力的突厥外援，一方面让李靖了解了重大军事机密，表示对他的信任，打消他的疑虑，促使李靖死心踏地地效忠自己。关于李眅，后面谈张公谨时将涉及。
李世民通过上述系列环节的运作，实现了控制全国军政大权的最终目标。
三、事变的人事安排
下面结合事变展开的相关环节，考察一下事变的主要人事安排。《旧唐书·太宗本纪》云：“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二凶)。”这个名单事实就是事变的领导班子，对照前面的执行环节，基本可以一一对应每个人的作用，现列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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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其中房、杜是文臣，肯定没有直接参加设伏战斗，尉迟敬德参加了并成为主要打手，他功居第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长孙无忌、侯君集如果参加设伏，表现一般，功劳居第一是无法服众的。谋划方面他们也低于房杜，就是房杜功居第一也曾受到淮安王李神通的质疑，因此在谋划方面长孙、侯也无法服众。那他们二人功居第一，就应另有原因。
长孙无忌，在前面引述奇兵组时，曾提到他和高士廉并预密谋，舅甥二人为一组，士廉负责放囚犯，无忌负责武装组织，迅速建起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奇兵，以此功居第一能服众，功居第一里没有他舅舅，本身高士廉也是文官，年龄也偏大，不可能让他带兵冲锋陷阵，也可佐证无忌是奇兵的领导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也当在指挥兵力方面。从当时局势看，设伏环节中投入玄武门外围剿东宫和齐王府援军的720名秦王府军队，这支围剿部队的现场领导是最有资格功居第一的。这个人应该是侯君集，从他后来任兵部尚书一职，也可为他的帅才做个注脚。
关于屈突通、张士贵事发当天的作用，依据二人前后历史情况，做一推测，屈突通年龄已经七十一岁，不可能参加现场拼杀，有可能和房杜二人坐阵秦王府或在家待命，事变后被派往洛阳控制局势。张士贵，事变后被任命为太子内率，并被授命招收新兵，控制皇城，这也是事变前就谋定的。
上面所引还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三人，没有确定。如果按兵对兵、将对将的原理，可如此对应：侯君集对薛万彻，程知节、秦叔宝对冯立、谢叔芳，在名单中程知节、秦叔宝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测不误，当是侯君集的两个副手，也是玄武门外攻击力量重要领导人。
关于段志玄，《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记：“巢刺王(齐王死后封号)元吉竟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是后面提到的“九人诛二凶”成员之一，有可能也是进入宫内70精兵的副头领。这样他在名单中有一席之地才说得过去。
以上就是参与事变主要领导名单的情况。接续这个名单的分析，玄武门内设伏“九人诛二凶之说”也就清晰了。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记：“刘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常等九人同诛建成”。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记：“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
前面已经排除了侯君集、长孙无忌，确认了尉迟敬德、段志玄。其中疑问比较大的是张公谨，在翻阅《两唐书》、《资治通鉴》时，发现张谨与张公谨二名，《通鉴》记“武德八年八月，并州总管张谨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谨脱身奔李靖。”而《旧唐书·高祖本纪》则记为张公谨。张谨、张公谨实为一人。《张公谨传》未记其太谷败绩，是修史者隐晦此事。而本纪中则显露出其实就是张公谨兵败太谷。从贞观三年，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也可见他念念不忘自己当年的败绩，终于协助李靖击败突厥，洗雪耻辱。另外太谷之败后，张公谨任职问题有必要深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云：“(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张?墓志》略记：“祖公谨，唐朝授右武候长史，隋邹虞三州别驾，太子右内率，右武候将军。定远郡开国公。”〔7〕(p.915)张公谨升任右武候将军前，《通鉴》说其为右内副率，《墓志》说其为太子右内率。右内副率为确切，撰写墓志的人把副去掉了。这和今天说某副处长，在一般场合都以处长相称一样。右内副率是太子手下掌宿卫侍从的副职。他在太谷全军覆没后，未受严重处罚，反任太子右内副率，可推测其间李建成为拉拢势力，在高祖面前保下了张公谨，并以亲信对待。在太子建成和世民两大集团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候，李世民曾“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逐渐亲遇”〔2〕(p.2506)。张公谨是事变前不久被世民亲遇的。太宗问他“自安之策”，其实暗含太宗探询张公谨的立场，让他明确表态。另外《张公谨传》记：“初未知名，李眅骤荐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也可知他和重要军事人物李眅两个军事重权人物有关联，因此太宗决定采取行动时：“(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胥?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2〕(p.2506)张公谨激烈的效忠表态，才促使太宗下了最后的赌注。“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双方所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收买对方爪牙，李建成曾以重金收买李世民手下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都被回绝了。李世民收买李建成手下将领常何和太子率更丞王緻却获得了成功。”〔4〕(p.92)这样建成手下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都发挥了内奸作用。《张公谨传》记：“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就当理解为太子右内副率张公谨切断李建成的援兵，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在太子建成属下的职位权限，并非仅凭他个人的“勇力”。在设伏九人可以排除他，因为他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对曾经有恩于他的旧主子正面交锋。从他事变后的表现，基本没有大的失误，如果按照他在事变前后的作用，他应该有机会陪葬昭陵，而他的葬地是在尉氏县西沉家村，与他原来的老领导任环同葬一县。张公谨死时，太宗曾失声痛哭，很大程度是由张公谨联想起自己兄弟相残一幕，是对自己违背天理人伦行为的忏悔。这些材料也可佐证张公谨在事变中的内奸作用。这样余下李孟常、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等七人，连同尉迟敬德、段志玄计九人，这九人才是史书所记“九人诛二凶”的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