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国专门确立的法官责任制度。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不直、纵囚与失刑三个具体的有关出入人罪的罪名。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人们不断对司法错案进行反思，一些避免错案的历史经验也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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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则时”的价值取向拒绝错案。中国古代长期奉行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故而“观雷电而制威刑”。刑罚又需要与五行相协调，“制五刑以法五行”，因此刑罚制度本身是天道自然的一种体现，制定刑法、实施刑罚，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自然界的“道”。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下，如果顺应天道实施刑罚，则会得到上天护佑;反之，若违背天道，会导致“天事”不顺，进而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在这样的观念下，司法官员在审理中不能不极为慎重，绝不能有一丝懈怠。在天人感应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形成了“仁恕”、“重命”的法律思想。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天人感应的观念在今天或许并不适当，但是其间显现出的对于生命的敬重，对于抽象正义的敬畏，仍不乏积极的意义。
“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排斥错案。早在西周时期，古代中国的司法即倡导罪疑从轻的原则，认为对犯罪存疑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进行赦免。《左传》中更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几乎是推到了类似今日“疑罪从无”的地步。为了确认疑案，西周还实行“三刺之法”。对于重大的疑难案件，经过三道程序来决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只有经过广泛地听取意见，严格的法庭审理，才能最终定案。只要确定是疑罪，就采取从轻、从赎或赦免的办法来处理，这样极大地避免了错案的发生。“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暗含了中国的传统智慧，那就是“中庸之道”。尽管“疑罪从轻”的原则离现代出于保障人权的“疑罪从无”原则尚存在距离，但在千年前的司法实践中，就能产生如此司法智慧，同样令人惊叹!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真正做到了疑罪从轻，实际上已经将错案中犯罪嫌疑人的损失降低到了很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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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人罪”的法官责任制避免错案。要确保司法权的审慎，重要的是建立权责相统一的制度，也就是造成错案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国专门确立的法官责任制度。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不直、纵囚与失刑三个具体的有关出入人罪的罪名。到了汉代，出罪与入罪的概念更加规范化，对司法官的处罚相当严厉。隋唐时期，出入人罪的法律规定更为完善，在律典中针对司法官出入人罪的具体情节，规定有详细的处置规则。故意出入人罪的，要反坐法官。
也就是说被告本来无罪而法官虚构成罪，那就以法官所虚构之罪处罚法官;如果是过失出入人罪，均比照故意出入人罪减等处罚，过失入罪者，各减三等，过失出罪者，各减五等。唐代还专门规定非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责任，如果案件经复审仍未得实情，即使原审法官有出入人罪之嫌，但显然既非出自故意，也非出于过失，属情有可原，在承担责任时比照过失出入人罪各减二等。在宋代，对于“失出人罪”，即法官因为过失而重罪轻判或放纵了罪犯，处罚很轻;对“失入人罪”，即法官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者将无罪者入罪，处罚则很严，“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可见，历代对于司法官出入人罪有着非常严格且细致的法律责任制度，其间体现出防止冤错的鲜明价值取向。
严控刑讯的刑事法制减少错案。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多数冤假错案都与非法刑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立法中虽然明确规定可以实施“拷掠”，即刑讯，但是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刑讯制度就开始走向规范化，拷掠的对象、书目、身体位置均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强调“拷讯以法，不苛不暴”。历代法制严控拷讯的特色有二：第一，对非法实施拷讯者实行反坐制度。唐代规定，“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他法掠者，杖一百;杖过数者，反坐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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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刑讯的司法官吏实施反坐，有力地威慑了违法刑讯的行为。第二，法律要求拷讯不得超过本罪应加处罚。由于拷讯与最终的刑罚均为杖责，如果超过犯罪所应受杖刑，仍无法确定疑罪，就不允许再拷讯。这样的制度设计，大大减少了因滥用拷讯而人为导致的冤假错案。依赖拷讯的方式获取口供虽然为现代法律所明禁，但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除了将拷讯所得口供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之外，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本着保障人权的观念，需要建立更为细致的刑事讯问规范，加大司法人员非法刑讯的责任，从而严格控制拷讯。
由于人类理性的限度及现实世界的极端复杂，司法错案很难绝对避免。但是，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并严格的制度设计，错案的比率是可以大大降低的。中国历史中防止冤错的司法思想及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值得深入体会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