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一般按王朝划分。上表只是简化记录;例如，宋代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它在异族入侵后瓦解，并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了权力中心)。这个清单也没有展示各朝代之间混乱的过渡期—通常说1368年明朝夺取了政权，但它和元朝的战斗在这一年前后共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明朝的贸易禁令经常被形容为中国文化缺陷的标志(兰德斯称其为“儒教国家憎恶商业成就”)。但事实远复杂于此。海禁并没有阻断所有与海外的联系。它们批准了一个特例：“朝贡贸易”(tributepayments)，它基本上允许那些住进指定的政府馆驿的外国人向统治者敬献礼品。之后，皇帝出于礼节会回赐中国商品给他们。皇帝还会允许他们出售所有皇帝不想要的东西，而这些商品通常数量不少。
沿海的商人看清了这种“海禁–朝贡”的本质：这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方式。这项事务忙碌而利润丰厚，1403年至1404年海禁最高峰时，明朝廷接纳了不下38个国家的“贡使团”。理所当然，朝廷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但商人本身却不是朝廷想要的;外国商品可以，外国人不行。除了少数特例，所有与海外的接触都应在京城的监督下进行。
按照官僚的逻辑，朝廷官员论断称海外贸易是违法的，因此国家没有设置海岸军队来维持贸易治安的需要。明政府将海军裁减到仅剩几只舰船，根本不够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造成了走私的疯狂增长(如果做生意被定为违法，那就只有违法之徒会去做生意了)。
倭寇遍及东南沿海。倭寇的字面意思是“日本海盗”，但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日本人，许多甚至不是海盗。虽然他们有时在日本也有基地，但主要的倭寇群体是由中国商人指挥的，这些商人因明朝的禁令或其他法规而断绝了生计，转而开始走私。他们的船员是一群各式各样陷入困境的百姓：未能谋得一官半职的秀才，破产的商贩，逃避兵役者，被官府解雇的胥吏，饥饿的农民，名声不好的僧人，逃犯，当然还有真正的职业走私犯。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被发财的承诺引诱成为海盗的老水手。每当官员试图剿灭他们，就会引发暴力对抗，而这常常导致城镇失守。“商即是盗，盗即是商”，厦门大学历史学家林仁川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和平地做生意;但如果不能，就没有和平可言了。
顶层统治者的昏聩阻碍了中国打击海盗的努力。明朝后期的历史就像宣传民主制度优势的广告。有一位沉溺酒乡;另一位抛下大任，住进皇家园林，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更有一位皇帝长达二三十年拒绝上朝。追求炼丹术的这位就是1521年至1567年在位的嘉靖皇帝，他将帝国交到了宰辅组成的内阁手中，但大臣们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而不是东南沿海的海盗之患。
遭海盗骚扰最严重的是中国东南部资源贫乏的福建省，它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福建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不高但陡峭的山脉，覆盖着红色的风化土;平坦、宜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和狭窄的沿海带状地区。“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止。”一位13世纪福建作家感叹道，“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饥荒是长久的威胁;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开辟梯田和开垦土地的工程，福建的粮食生产仍然无法自给自足。
该省一半的稻米必须从外省运来，这并不容易，因为群山将福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多礁岩的扇形海岸上分布的诸多天然良港，是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之一。理所当然的，大海是福建的依靠。长期以来，福建都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在靠帆船航行的时代，这意味着它就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当国际贸易被官方取缔后，福建人发现自己的位置非常不妙，他们从陆地上也得不到什么。
港口城市月港(Yuegang)附近的冲突尤为激烈。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口(JiulongRiver)，其海港中分布着许多小屿、沙洲和其他危及行船的障碍。当地以多雾闻名，导航相当困难，走访月港时我曾在港口附近徘徊，有时甚至连几百码外的船只都看不见。重要的码头都要沿着九龙江上溯数英里，在如此浅的水中行船，必须借助涨潮来拖曳船只。这个位置设计是为了防御海盗：盗匪不敢袭击码头，因为对于入港必不可少的凶猛潮水会让他们无法逃跑。同时，月港的许多船主也是海盗，这个港口保护他们不受同行侵袭。
密布着唐代庙宇的月港老城，由一条高架走道与明朝新建的城镇连接起来，城墙高耸的新城更深入内陆。两座城内都建满了房屋，“盗贼之渊薮，”16世纪60年代一位官员讥评称，这里的居民“通番倡乱，贻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月港的确是海盗的天堂，以至于京城曾经决定将当地人按每十户分为一组，每五天点检组内成员;如果某一户做了违法的事，十户都要连坐受罚。
这幅17世纪的中国地图描绘了城墙围绕的城市“月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今天它的地位已经被现代化城市厦门(当时的厦门村)所取代，后者位于这座港湾的一个岛屿上。
帝制时代中国的日常历史，大部分都记录在各县呈交给北京的地方志中。月港县倭寇问题频发，因此编修县志的人最终撰写了一个特别附录：“寇乱”(BanditIncursions)。
寇乱始于1547年，当时一群荷兰商人兼海盗兼走私团伙在浯屿(WuIsland)建立了据点，浯屿是不久前撤防的水师基地，它位于月港港口正南方。称他们为“荷兰人”并不太准确;这些商人挂着荷兰国旗，但其实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混混以及一些马来人半奴隶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中国和日本的倭寇，以及月港的合法商人都愿意派船与他们互市;一个繁忙、多语言通行的市场很快在浯屿狭小但实用的海港里冒出来了。但时任闽浙提督的朱纨(ZhuWan)并不看好这块居留地。他派兵驱逐了外国人。
浯屿由两座多岩、陡峭、林木苍翠的小山冈构成，中间是马鞍状的低地。荷兰人以其中一座山顶的临时堡垒为掩护，迫使明军攻上山。在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商人、海盗的联合团伙击退了明军。朱纨改变了战术：他拘禁了90个曾在浯屿做生意的当地商人。荷兰人派使者请求朱纨放他们的盟友一命，即便对他们不具同情心的地方志也形容这是一种善意姿态。但他们的恳求被驳回，朱提督斩杀了所有90人。荷兰人放弃了浯屿，也放弃了公开贸易的尝试;后来他们在这片海域出没，靠掠夺曾经的合作伙伴—福建商人和走私者—为生。
朱纨并不满意。这位刚正不阿的前任知州(magistrate)在一系列愤怒的奏疏中谴责了朝廷各层级的腐败，这激怒了他的上级。朱纨相当坚持原则，他的家人来任上探望时，曾收下他属下馈赠的礼物，他竟然罚了自己一笔高额罚款。1548年年底，朱纨在浙江突袭了一个重要走私据点，凿沉了非法船只1200多艘。在声名狼藉的李光头指挥下，数以百计的倭寇逃到福建最南端的一处新据点。三个月后，朱纨的部队追捕而来，杀死约150人，还抓捕了许多葡萄牙、日本和中国的走私犯。
曾经的海盗据点浯屿岛，位于月港外雾气迷蒙的水域，如今已成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心。
李光头一伙中竟有许多来自月港的商贾大族。这个证明地方精英与外国走私者经常性勾结的证据震怒了朱纨，他下令处决所有俘虏，这是两年内的第二次处决。处决导致他的政敌开始联手攻击他。月港的富人们向朱纨的上级，也就是沉迷炼丹术的嘉靖皇帝的大臣们控诉。朱纨先是被降职，后被革职，继而遭到出于政治动机的审讯。面对控诉，他选择在1550年1月服毒自尽。“纵天子不欲死我，”朱纨说，“朝中重臣必杀我。纵重臣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朱纨之死令海盗团伙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攻陷了大城小镇，大肆掳掠，“直至腐肉的恶臭让他们不得不离开”。月港北部的一座城市里，有两万多人在海盗袭击中丧生。明代史学家罗曰褧回忆道，整个中国东南部地区，惊恐万分的百姓“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释耒，红女寝机”。当倭寇来袭时，罗曰褧记述道：
或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其死伤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沿海郡县几为丘墟。
1556年，编年史家诸葛元声写道：“倭寇焚毁房屋、掠劫妇女儿童、抢走大量财物;官民都在刀下丧命，陈尸千万，满溢沟壑;官军不敢反攻。”他写道，只要有倭寇出现的风闻，“百姓就会惊叫狂奔”。仿佛是周星驰武打喜剧中的场景：
松江递运所的转吏飞骑入城，对其从者说“来矣、来矣”，而附近百姓误听为倭寇来，一时男女奔窜如蚁，莫可禁遏，相失子女、金帛、衣物无数，当时在守御城楼箭台的六百余名军士，竟然皆卸甲抛戈而走，直闹到第二天才安定下来。
但在月港，倭寇直到1557年才回击了官府，据县志记载，当时一个心怀不满的农夫暗中为两伙海盗打开了城门。倭寇镇压了一切抵抗，“焚千余家，掳千余人而去”。
尽管十分悲惨，但这次袭击只是一个小插曲。即使备受倭寇困扰，24位月港商人还是合伙组建了一只船队与海盗合作，形成了一个类似合股公司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月港商人能进入国内市场;而走私者能带来外国商品。人称“二十四将”的商人决定在月港按区划分势力范围，以控制家乡市场的准入权，这完全就是黑帮风格，每块区域由一位盘踞在土堡里的“将”全权管理。官府曾派300官兵前去剿捕，24将击退了官兵。看到这次胜利，福建其他地区的走私犯也效仿“二十四将”，集结成“二十四宿”和“三十六猛”。各个区域、地区甚至国家的商人团体和海盗团伙，为竞逐走私贸易的控制权而争斗不休，让月港变成了忠诚与背叛交替上演的狂乱、暴力的混合体。
对于已故朱纨的下属、巡海道副使邵楩来说，最后一根稻草是福建海商引3000日本、葡萄牙走私犯占领了浯屿上曾属于荷兰人的据点。邵楩满手都没有好牌。因为裁减军备，帝国海军无论在装备还是人员上都不如倭寇—事实上，它经常雇请技术和经验都更具优势的走私者为其出战。更糟的是，邵楩连许多自己手下的军官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也来自和走私贸易勾连很深的商贾大族。
邵楩采取了一个经典策略，他与浯屿3000倭寇的前首领洪迪珍结盟—其实是通过重金收买。1561年洪迪珍聚兵，进攻月港上最大的几个走私犯据点。“(倭)死无数”，县志这样陈述。这是一个保全颜面的策略，它的用意是让与当地所有人结盟的海盗势力在抵抗中与洪迪珍两败俱伤。
邵楩实际上失败了。“十年之内，”县志记录道，“破卫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县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人号鬼哭，星月无光，草野呻吟。”这个全世界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对其边境已经完全失去控制。1567年，新登基的明朝皇帝承认失败，废除了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法令。
政府改弦易辙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知道自己不可能阻止走私，也不仅是它开始认识到贸易对福建民众的重要性。京城的朝廷意识到的是，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商人最重要的商品：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