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的第二任妻子孙皇后，算是后妃群中数得着的幸运儿。然而她的幸运却不折不扣是卑鄙手段换来的。可是纵观她的一生，我们实在看不到“报应”两个字显灵。
孙氏能够当上皇后，是因她为明宣宗“生”了长子朱祁镇——未来的英宗皇帝。然而，直到她母因子贵，平平安安地做了几十年皇后、太后去世之后，英宗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孙氏所生。
明朝初年的后宫争宠，毫无疑问可以算得是中国后宫争宠中最“生死攸关”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宫妃殉葬”制度，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寡妇中，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妃嫔几乎是找不到活路的。上行则下效，于是诸王大臣也纷纷学样，甚至于有嫡妻都去殉葬的(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最后虽然在明英宗手里废除了殉葬制度，从此皇室贵戚的妻妾不再殉死，然而此风却已经在民间愈演愈烈难以遏止，数不清的“烈女”都被这个漩涡卷去了生命。
明英宗为什么会在临终时下诏终止殉葬制度?也许是因为他的钱皇后进谏，但是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
明英宗的母亲到底是谁?就连明英宗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究竟是当时就被孙贵妃杀死灭口，还是在宣宗去世后因为“侍寝无子”而被迫殉葬?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极其凄惨。
为明宣宗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追封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妃嫔也好，宫人也好，总之，这些美丽的冤魂之中，到底谁是英宗的母亲?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话说回来，宣宗时期的后宫纷争、孙贵妃想方设法盗子封后，其实也都可以算是无奈之举。不光是因为冰冷无情的殉葬制度，也是因为宣宗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婚姻。
孙氏原籍邹平，因为父亲孙忠任永城主簿，她的幼年是在永城度过的。孙氏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已经名动一城，很多人都对这个小女孩的美丽赞不绝口。小孙氏的美名渐渐传开，最后传到了一位原籍永城的贵妇人耳里。
于是，在孙贵妃破天荒地拿到金册金印之后不久，就传出了她“有孕”的消息。这自然令整个后宫乃至整个朝廷都喜出望外。因为年近三十的宣宗虽然妻妾成群，却膝下荒凉，孙贵妃虽然专宠，但是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常德公主，胡皇后更是连女儿都没有生过。 现在总算孙贵妃又有了身孕，所有的人都盼望她“先开花后结子”，为宣宗生个男孩。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子”并不曾结在孙贵妃的腹中，而是在另一个女人体内孕育。
宣宗虽然专宠孙贵妃，可是她在生下女儿之后就再不见怀孕，倒是另一名宫人成为他登基后第一个怀上身孕的女人。这件事说起来是喜事，但是对于宣宗和孙贵妃来说，也意味着潜在的恐惧。
宣宗几乎从不光顾胡皇后，胡氏是永无希望诞育“嫡子”的了。那么自然应以“庶长子”为未来太子。在这方面母因子贵，万一宫人生下了庶长子，那么即使孙贵妃跟着再生十个儿子，恐怕也改变不了宣宗百年之后，胡氏当上太后，她有可能被迫殉葬的命运。
因此，打从知道宫人怀孕开始，宣宗就声称怀上身孕的是孙贵妃，这样的话，无论生出来的是公主还是皇子，都万无一失。
(《明史》说此事完全是孙贵妃一人包办，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宣宗与她夫妻多年，怀孕十个月都不曾认真瞧瞧那个大肚子?!太医院的太医和接生嬷嬷难道都疯了，没有顶头上司的默许，他们在整个孕期和产期都在谁那儿忙乎他们不知道?)
宣德二年冬十一月，在深幽的紫禁城里，在宣宗和孙贵妃紧张的关注下，一个婴儿呱呱堕地。
宫人生下的果然是一个男孩。这是宣宗的庶长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形下他是毋庸置疑的皇位继承人。一出娘胎，这个男孩就归在了孙贵妃的名下，他只知道孙贵妃是他的母亲。即使他贵为帝王，都再也没有得到过亲生母亲的丝毫消息。
到底是谁生下了他?她的结局如何?她是何方人氏?没有任何人知道了。
无论如何，宣宗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兴奋自不必说。立即就下令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三分之一。
接下来，宣宗决定快刀斩乱麻，立即确定孙贵妃之“子”的地位，好让孙贵妃母凭子贵。
当然，宣宗也知道，想要马上就确定皇长子的继承人地位，实在是多少有些困难。——在这方面，明初曾有严格的规制，藩王若想以庶子为世子，必须等到嫡妻年满五十，再也不可能生出嫡子之时，才能以庶长子袭封。——虽说皇帝与藩王不同，但是皇后胡善祥毕竟未满三十，何况这位皇长子又实在太小，说白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婴儿连出生之后的危险期都还没有过去，怎么好就册为太子呢?
没事，宣宗自有办法。他来到坤宁宫，暗示胡皇后主动上表请立皇长子为太子。胡皇后卧病在床，还以为久未露面的丈夫是来看望自己的，却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立庶长子为嗣，那就等于是说皇帝已经决定不再给予皇后生育的机会，从此在事实上结束夫妻情份。胡皇后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宣宗的态度很明确，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是以对其它女人的薄情为代价的。不幸的是，胡皇后正是这些“其它”女人中的一个。
于是，胡皇后不得不主动上表，请求宣宗“早定国本”，尽快册立皇太子。
接下来，孙贵妃不免也要做一番表示。她紧接着也上了一份表章，故意推辞说：“皇后无子是因为身体不好，只要病一好，自然能够生下嫡子来。我的儿子怎么能够占嫡子的先呢?”
这一番你推我让的表演看在大臣们的眼里，自然人人心照。更何况如今是皇帝和皇后都提出要立庶长子，那还有谁敢说不立?
于是，群臣联名上表，也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接下来，当然是宣宗“从善如流”，答应皇后和群臣的“强烈要求”喽。宣德三年(公元1428)正月，宣宗大祀天地，随之而来的二月初六，他下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是明朝最小的皇储，入居东宫时虽然号称是“两岁”并且确实过了一个新年，实际上仅有两个月零二十五天的“年纪”。因为他实在太小了，所以就连太子册宝都是由他人代领的。
在册立了这位皇太子之后，宣宗废胡皇后的心情越发迫切。于是他召来亲近重臣，商量废后之事。杨荣等人认为但废无妨，并举出宋仁宗降郭皇后为仙妃的旧例;然而杨士奇等人认为仁宗废后是一生污点，更何况以宗法制度而言，嫡后无子根本就不成其为被废的理由。这一场讨论两方意见针锋相对，毫无进展。
争辩结束之后，看见宣宗废后决心已下的杨荣决定拍马屁就要拍大力一些。回到家里，他立即挖空心思写了一份奏折，洋洋洒洒地列出了皇后非废不可的二十条“罪状”，呈交给了宣宗。
没想到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宣宗虽然对胡皇后薄情，但是绝对还不曾到绝情的地步，奏章还没看到一半，他就已经怒火中烧了：“皇后也是可以污蔑的吗?她绝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来!”杨荣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吱声了。杨士奇随即进谏道：“废后乃非常之事，非国家之福。宋仁宗因一时急性废后，以至终身追悔。请皇上三思。”宣宗悻悻地盯着帮倒忙的杨荣和不帮忙的杨士奇，只得又再次中止辩论。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同情胡善祥的杨士奇也知道，废后之事已经无可挽回，自己再坚持也没有用。当宣宗再一次单独向他询问废后事宜的时候，他提出了要求，希望“无过而废”的胡后仍然能够在宫中享有不亚于从前的待遇。她与其它失宠妃嫔不同，皇帝和新皇后应该对她加以礼遇。宣宗答应了杨士奇，于是他再次向胡善祥提出了主动请辞后位的要求。
胡善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让再让，最终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然而身为万乘之尊的丈夫一定要偏心，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她只得公开上表，请求逊位。也就是主动提出离婚啦。宣宗当然立即同意，签字离婚。
在册立皇太子一个月之后，宣宗发布诏书，废胡皇后，册孙贵妃为皇后。在诏书中，他表示自己其实是不想离婚的，但是老婆非要离，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为了表明心迹，自己的赡养费给得高高的，离婚后胡氏称“静慈仙师”，服饰侍从等一切待遇照旧。
胡氏从此退出了宣宗的生活，而孙贵妃，经过十几年的折腾，终于等到了自己自幼年时就在等待的皇后凤冠。胡氏成婚十年,为后两载,处处礼让谦恭，从没有做过任何有违规矩的事情，何况她的多病不育也完全是宣宗的冷淡造成的，因此她的被废实在是冤枉得很。这一点即使是宣宗的亲生母亲、一手将孙贵妃抚养长大的张太后也忍不住要为胡氏抱屈。
胡氏被废后，张太后经常将她从别院召回，将她安排在自己的清宁宫居住。除了国家典礼以外的朝宴仪礼，张太后都将胡氏的位置安排在孙皇后之上。孙皇后没想到把自己养大的婆母在这件事上却一定要帮胡氏出头，自己做了皇后却仍然象当初做姬妾时那样处于胡氏之下。孙皇后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但是在彼此相见时她仍然执礼甚恭，不曾违拗张太后的意旨。
这位偶然返乡的贵妇人有着非同凡响的身份，她是仁宗张皇后(这时还只是太子妃)的母亲彭城伯夫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让人将小孙氏带到了自己的面前。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她多年出入皇宫和诸王府，眼中见过的美女多如过江之鲫，这时却也不禁对这个小女孩刮目相看，认为她的确是美貌惊人。喜欢管闲事的彭城伯夫人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外孙——皇太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虽然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尚未长成，但是美人难得，又是自己的同乡，何况外孙也还没有到适婚的年龄，两人年纪相当，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从永城返回京里，彭城伯夫人立即不遗余力地向女儿女婿、乃至明成祖朱棣及掌宫王贵妃等人推荐小孙氏为太孙妃。听了彭城夫人的话，明成祖也不禁好奇，决定召小孙氏入宫。看过之后，成祖对小孙氏确实非常满意，只是鉴于她和孙子的年龄都太小，成祖便做出了将她“养于宫中”等待成年的决定。小孙氏从此成为仁宗张皇后的养女，与自己未来的丈夫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
在等待中，时间很快到了永乐十五年。这一年，朱瞻基已经十九岁了，孙氏也终于长成。几年来两人如同兄妹一样青梅竹马，都认定自己将要与对方结为夫妻。
然而事情却在这时候出了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成祖忽然改了主意，决定仍然要另行为孙子朱瞻基选妃。晚年脾气越来越古怪的老皇帝所做的这个决定，不但成就了宣宗极不情愿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就了未来英宗生母的悲剧人生。
经过一番挑选，济宁人胡善祥成为朱瞻基的嫡妃，而朱瞻基一心想要迎娶的“妹妹”孙氏却只能充当姬妾，成为“皇太孙嫔”。
朱棣的本意，也许是不愿意让同一个地方出两位皇后，造成外戚坐大。然而这个决定，却无疑使朱瞻基挨了当头一棒，然而迫于祖父的压力，他不得不接受毫无好感的胡善祥“侵占”自己心爱的孙氏应得的嫡妻之位。十九岁的朱瞻基无比郁闷地开始了他的新婚之喜。
作为帝王，朱瞻基虽然只爱孙氏一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和其它宫娥花前月下。然而，胡善祥却好象从来没有、或者是极其稀少得到这样的机会。不用说，在这桩婚姻里，朱瞻基眼里的胡善祥不但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更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丈夫反感的人物。婚后不久她就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后果，从此在丈夫的冷淡中抑郁寡欢，并因此久病难愈。
八年后，明成祖和明仁宗先后去世，二十七岁的朱瞻基终于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即宣宗。
宣宗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便着手册立皇后。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当然是要册立孙嫔，然而胡善祥是成祖钦定的太孙妃、仁宗钦定的太子妃，是毋庸置疑的原配嫡妻，宣宗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得将皇后的凤冠戴到胡善祥的头上，将心爱的孙氏封为“贵妃”。
按照明初的定制，册封皇后时，授皇后以金印金册;皇贵妃以下只有银册印章而没有金宝。然而在册封孙贵妃的时候，宣宗坚决要赌这口气，一定要让孙氏享有与皇后同等的待遇。宣宗的母亲张氏这时已是太后，孙氏自幼由她抚养长大，对于宣宗和孙贵妃之间的情形，再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了。这位被称之“女中尧舜”的太后，在理政时恪守先朝规制，但这件事上终于没有忍心让儿子难过，她答应了宣宗的要求。
于是，大明王朝施行了几十年的舆服规制到这里发生了改变，孙贵妃成为明朝第一位得到金册金宝的皇妃。
不过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宣宗和孙贵妃真正的愿望以及当务之急，并不是当什么皇贵妃，而是让孙氏成为太子之母、并且正位中宫。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宣宗和孙贵妃。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成祖朱棣和仁宗朱高炽去世后，后宫妃嫔殉葬的惨景。尤其是宣宗的庶母之一、仁宗的郭贵妃。她不但是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女人，更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然而她的儿子再多也不是嫡出太子，因此她也被殉葬了。虽然马屁精和御用文人们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能想得出来，郭氏的选择到底有几分是情愿，有几分是身不由己!
——这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仁宗的张皇后了。宣宗一朝以及英宗初年的朝政，几乎都是掌握在她的手里，她连朱棣对“靖难之役”的定论都敢于推翻并为建文帝立传，区区殉葬制度，她还能改变不了吗?在郭贵妃殉葬这件事以及后来下令宣宗妃嫔殉葬的事情上，被称为“女中尧舜”的张太后(张太皇太后)，只怕多少是有些圣明不起来的。
宣宗和张贵妃一门心思地想生太子当皇后，只怕也跟这位死心眼儿认定殉葬制度的太后不无关系。
换一个角度来看，张太后对孙氏生下皇长子的内情也多少是有些明白的。只是她知道儿子与胡善祥之间冰冷的夫妻关系，也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孙氏有母女之情,因此她并不反对孙氏抚宫人之子,也不反对早早册立庶长子为储君。她只是没有料到儿子最后竟然会借机废后。胡氏毕竟是得到了自己丈夫确定的儿媳妇，就这样废掉，张太后难以接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张太后的主持下，胡善祥总算是没有陷入其它废后所经历过的那种难堪境地。
事情被张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她勃然大怒，小皇帝越是为王振求情，她就越是要当即将这个得志小人处死。但是在场的五大臣却鬼使神差，想要卖小皇帝的人情，居然也加入了求情的队伍之中。 太皇太后可以管教孙子，却不好让五大臣扫了面子，只得饶了王振的性命。张太皇太后万万没有料到，十年后大明王朝和孙儿的前途，果然就坏在了这个阉人的手里。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瓦剌部太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进贡良马。按规矩大明王朝是要给予使者赏金的。王振发现，也先所派来的使者并不是表章上所说的“三千人”，差了那么些儿。“精打细算”的王振决定不让瓦剌占这个“便宜”，一定要点着人数颁赏，而且把贡马的档次也硬生生地扣了一级——堂堂天朝上国，竟然向进贡的“四夷”摆出这样做买卖的架势，丢人到了极点。也先所派来的使者还负有向明朝廷求婚的任务，结果也被王振拒绝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王公公在拒绝的时候绝对不会使用外交辞令，说出来的话会有多呛人。
也先闻讯大怒，立即率军大举侵犯边境。七月十一日，也先进犯大同，脱脱不花进犯辽东，阿剌知院进犯宣府。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阵亡。
接到告急军书的王振认为只要人多，就绝对能打赢，自己的权势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可就还没有尝尝指挥千军万马的滋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同不远处的蔚州自己置下了大批田庄，绝对不能被瓦剌部所占。
于是，王振竭力鼓吹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二岁的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胡说八道，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不顾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群臣劝谏，更不顾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的百般劝说，固执地颁下了诏书，由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自己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而王振为了能够摆足威风，还要求自公侯以下勋戚众臣一律随行，并且限定三天之内一定要出发。
五十万大军倒也罢了，再加上皇帝和一大群文官，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做好所有的准备?然而王振决心已下，三天后上自英宗皇帝下至士卒小兵，五十多万人就这么仓促地被他催着出发了。
出发之后，军中屡屡出现不祥之兆，天气也非常恶劣，粮草供应困难。随行的大臣们屡次劝英宗返京，至少也要先停下来将前方敌情打探清楚再上路。然而所有的奏章都被王振中途扣下，大军继续不知深浅地闭着眼睛往前瞎赶。
八月初，群臣终于忍耐不住，表章也不上了，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当面进谏，兵部尚书邝埜、王佐、钦天监彭德清都请求说，前途莫测，皇帝身系天下，万不可以再向前了。然而王振仍然口气极大：“就算真遇到不测，那也是天命，与你们有什么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