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疾恶如仇，他以救世安民为夙愿，施展才华，挽狂澜于既倒；他外争国权，拼死抗争，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美名。

一、杰出的军政才能

左宗棠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生性豪爽，中举后三次进京赶考，都落地而回，千脆绝了科举人仕之心，放下八股经书，潜心研读起天文地理、兵法战策和经世致用的学问。

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贫弱、黑暗的时代，外辱频至，内患丛生，腐败成风，民怨沸腾。他预见到天将大乱，决心效法古代先贤，以救世安民为平生夙愿。然而身处乱世的他，怀才不遇，也只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了，常自比诸葛孔明，广交志同道合朋友，以待天时。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滚滚风雷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左宗棠决心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一搏。1852年，太平军进抵长沙城下。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早就听说了左宗棠的才学与名声，特意派专人到湘阴招左宗棠出山相助。十月初，左宗棠随张亮基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省城长沙，张亮基“一以兵事任之”，让左宗棠全权负责防守事宜。他不负所托，周密调度兵力，组织实施有效的防御，使太平军无隙可乘，只好于十一月底撤围北走。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正式展露才学，赢得了众人的一致称赞，更为他以后的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太平军北上后，清政府调张亮基署(代理)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随张亮基赴任。半年后，张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辞归湘阴。到了1854年初，太平军势力再次进入湖南境内，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第二次出山担任幕僚(高参)。由于他在前次出山时的才学，得以全权主持幕府工作，成为骆秉章的重要助手。在这期间，左宗棠不仅积极协助筹划军事，还为曾国藩的湘军建造战船，接济粮晌，提供后勤保障。当时湖南税收混乱，民间负担很重，军晌难于保障。1857年，左宗棠根据自己考察的实际情况，建议不要漫天征收，而要规定军需、税收限额，减少漕粮征收额，被采纳后收入反而增加。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湖南创办厘金局，每年可得厘金百万两左右。这些措施，充实了湖南的饱源，为新建的湘军打了一剂强心针。

左宗棠在湖南显露出的才干使他名噪一时，一些高级官员竞相举荐，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1860年夏，清政府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的荐举，给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副部级)，让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曾国藩要他回湖南募勇，他以长沙为落脚点派人四出募兵，网罗人才。七月下旬，共建成四营(每营五百人)，四总哨(每总哨三百二十人)，另以精壮二百人为亲兵。同时收集原“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人，加上火勇、长夫，总计五千八百人，号称“楚军”。

自此，左宗棠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率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不断的征战中兵员越来越多，官职也越来越高，终于成为清政府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成为中兴名臣。

二、洋务先锋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太平天国已被剿灭，清政府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如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方面。面对外国的船坚炮利，清政府准备从国外购雇轮船，但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此，他特意上疏朝廷，阐明了自己加强海防的主张：“我认为要切实的加强海防，必须整顿水师，而要提高水师的战斗力，只有自行设局监造轮船才是可行之策。”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落后必然挨打。左宗棠为此形象地比喻说：“现在我们与西方各国都在海上争斗，而他们依仗船坚炮利有所挟制，我们却一无所有。这就好像大家一起过河，人家划船而我们只有破木筏；又好比大家一起骑马，人家骑的是高头骏马，而我们骑的是驴，怎么能比得过呢?”向外国租赁和购买船舰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把自己的海防计划附着于外国军火商身上，终非长远之策。因此，他建议创办自己的现代造船厂。

1866年八月，左宗棠到福州罗星塔，购买民田二百多亩做为厂基，又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等工程，并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自己的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军官。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于九月底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西部捻军和陕甘回民暴动。左宗棠为保证船政工程的顺利进行，向清廷保举原江西巡抚沈葆祯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福州船政局于1868年一月正式开工，并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到陕甘之后，左宗棠仍然不忘“洋务”，他在给清政府的一份奏折中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触类旁通”，不仅要办军事工业，也要办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用工业。在他的倡导与支持下，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等企业先后开办，其中兰州织呢局是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及当时清末社会的特殊背景，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左宗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力图把“洋务”办得有声有色的主张与行为，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捍卫民族尊严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边疆烽烟四起，国家领土受到了侵略。面对危局，左宗棠毅然担起了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将领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兵侵入新疆南疆，建立了名为“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到1870年，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1871年，沙俄也乘机侵占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中国六分之一的疆土将属他人，国家统一遭到破坏。而腐败的朝廷中，主张放弃新疆的却占了多数。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痛心疾首，他在上书中大声疾呼：“假如新疆不稳固，那么蒙古就不会安定……将国无宁日”，“自己放弃主权，那么我退寸土，敌寇就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绝不能放弃新疆。

得到政府的肯定后，左宗棠积极缚划收复失地。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团结新疆广大爱国力量，从1876年四月到1878年一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收复了新疆除伊犁外的国土。期间，英国出面干涉中国事务，要求清政府允许阿古柏残部(阿古柏已于1877年暴死)在新疆喀什独立。左宗棠严厉拒绝：“英国想要为他们立国，可以割英国土地给他们，为什么拿我们的沃土做人情！”并督促军队速进，粉碎了英国的分裂阴谋。

此时，朝廷多次与沙俄交涉，但沙俄拒绝交还伊犁。年已六十九岁的左宗棠，决心以武力收复伊犁。为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命令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把总指挥部由肃州(今甘肃酒泉)，前移几百里到新疆哈密。并且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不惜同侵略者血战到底，为外交谈判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迫使沙俄交回了伊犁。

新获留在了中国的版图内，左宗棠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已是七旬老人，他临危受命，大呼“渡海杀敌”，组建了“恪靖援台军”，加强台湾防务。《中法新约》签订后，他激愤不已，斥责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他领衔上书朝廷，带头反对。1885年九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在临终前口授的遗折中，还在这样表述自己的未酬壮志：“这次战争，实在是中国强弱的一大关键，我奉命督师南下，可惜的是，没有能加速进兵，扬我国威，真是遗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