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长江与洞庭湖，而俗称“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于两宋社会。指代自然环境的“江湖”演变出后者的意思，恐怕并非偶然。那些具有反叛性的游民，不论出于自保还是求生，开始自发组织力量对抗国家秩序，从而营造出一个游离于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然而，这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江湖”，其形成与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颇有关系。顾炎武说：“滨江则有江盗，滨湖则有湖盗”。吕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为盗者，率多保据山泽”(《吕思勉读史札记》)，陈涉起于大泽;桓楚亡命泽中;黥布号称鄱盗;彭越常渔于巨野;刘邦身匿芒砀山泽间;陈友谅乃沔阳渔家之子;历史斑斑可鉴，所谓“江湖”、“江洋大盗”诸词，估计都派生于此类水上“盗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汉们的江湖，最快意的莫过于水泊聚义的梁山好汉。梁山泊不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传后世的《水浒传》。

　　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均号称东南巨浸。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两湖之间，其水域于宋元明清时期最为辽阔，“江陵而下，地与泽半”，襟江带湖，素称泽国。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载：“洞庭水涨，延袤八百里，盗贼窃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汉沔之间，湖泊辽旷，萑苇茂密，盗贼窜匿之区也。嘉靖间，汉川风门河一带上下数十百里，群盗出没，劫杀商船。荆门州治四维，湖山相半，如沙洋等处，素称盗贼渊薮。”

　　洞庭湖区内影响最大的盗匪活动，莫过于发生于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建炎四年(1130)，钟相自称楚王，率众起事，凭据洞庭湖深广险阻的地理优势，以宗教活动相联络，倡议“等贵贱、均贫富”，波及环湖地区十九州县。钟相死后，杨幺继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错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达到七十余座。另又制作大型车船无数，多次重挫官军，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浒传》有诗云：“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支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似乎就是杨幺水军利用水寨、车船进行水上作战的真实写照。不论杨幺起义与《水浒传》是否有渊源，仅就形式而言，两者相似之处颇多：皆凭依八百里旷渺烟波，“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队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种独特的水泊啸聚的游击模式。

　　古代的鄱阳湖也是一个盗贼集聚之地。鄱阳湖地处九江冲积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个巨大的水囊，吊挂在江西三面环山的平原区域。其变迁与洞庭湖相类似，秦汉时期虽非大泽，但也是水网密布的湖沼景观。秦亡之际，黥布与骊山之徒聚集于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泽)，号称“鄱盗”。唐宋以后，湖区渐大，盗匪为患愈烈。章潢《图书编总论》云：“鄱阳汇合三江，波涛弥漫，盗贼舸舰率以为归，遂为豫章诸郡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