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命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出使中国，目的是通过与清朝最高当局谈判，扩大对华贸易，同时搜集中国情报，估计中国的国力。谈判内容是七个请求：
1.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2.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
3.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
4.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结果，马戛尔尼一行在中国遭到了中国官员的戏谑和捉弄——尽管这些戏谑和捉弄是无心的，马戛尔尼们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耻辱。
他们先是被指定为来天朝进贡贡物的外国使者，被冠以“贡使”之名，后来又被强行要求在中国皇帝之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被乾隆皇帝遣返回国之时，乾隆皇帝还居高临下地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下了一道谕旨(该道谕旨原文附本文之后)，大意如下：
奉天承运大皇帝特别告知英吉利国王：
朕欣赏你虽远在重洋，却倾心向往天朝制度、渴望得到天朝教化，从而不远万里派使者恭恭敬敬上表，备足了礼物给朕拜寿，这种行为已经足够表达了你们的忠心。朕翻阅了表文，表文中的词句情真意切，国王的恭顺之诚意跃然纸上，很是值得表扬。所有奉表上贡的正副使臣，念他们是奉你使命远涉重洋，朕以礼相待并格外施恩。朕令大臣带他们去参观瞻仰天朝文明，赐他们以丰盛宴席，并接连给他们赏赐，以示安抚。(同来天津)已经回到宁波珠山的六百多名管船役使，虽然没能到京，朕一视同仁，均赏厚礼，使得大家能普沾恩惠。
至于国王你在表章中恳请朕准许你派一人久居我天朝，照管你国的买卖，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意来天国当差的，都准其来京;但来了以后，就要穿我天朝服饰，遵我天朝规矩，安置在朝堂之内，永远不准再回本国。这是我天朝的定制，想必国王你是知道的。今天国王你请求朕准派一人居住在京城，即使此人不像在京当差的西洋人那样从此不回本国，朕也不能任由其自由往来和自由联络，所以说，这事对你们并无所益。
天朝所管的地方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其衣食行住都得遵守一定体制，从来没有听其自便的先例。今天你若硬要派人来京城，来人与天朝言语不通，服饰殊异，朕实在无从安置。若将来人与在京当差的西洋人同等看待，命令他们一律改变服饰，天朝又不愿强人所难。
将心比己，如我天朝也要派人常住你国，恐怕你们国家也不能接受吧?何况西洋国家这么多，又不止你一国，如果都像国王你这样来恳请朕，都要派人留京，朕岂能一一答应?这件事断断难准。朕不可能因为国王你一人之请，而更改天朝百多年的法度。
至于国王你说派人来京城是为了照料买卖，那么，你的国人在澳门照料买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天朝对这些人一直以礼相待，恩视有加。象从前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也曾经屡次遣使来朝以“照料买卖”为名请朕关照。天朝看在他们真诚的份上，就多加体恤。凡遇到这些国家贸易方面事务，无不照料备至。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银两之事，朕还亲自过问，命管事总督从官库中支用银两代为清还，并将拖欠者重重治罪。想必这件事你们国家也应该知道。放心吧，你们的买卖有我们在照料着，根本没有必要派人留京，更没有必要为此事要让朕做出断不可行的越例之举!何况你们派人驻在京城，京城距离澳门贸易处差不多有一万里，他又怎么照料得到呢?
如果说，派人来天朝的另一个原因是仰慕天朝文化，让他可以在天朝学习天朝的礼仪道德文明，可是天朝的礼法与你国是不相同的，就算他肯学，也因为你国已有不同于天朝的风俗制而不能效法，所以说，学会了也没什么用处。
天朝抚有四海，朕的心思都放在励精图治之上，对奇珍异宝并不看重。你国王这次进贡了各种货物，朕念你一片诚心诚意，就让管事部门收纳了。其实天朝德威远泽宇内，千邦万国争着抢着要给天朝进贡宝物，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通过水陆渠道云集中国，可谓无所不有。这些，你的使者应该亲眼见到了。也就是说，我国从不稀罕奇巧之物，对你国的货物也无特别需求，是以你所请求派人留京一事，既与天朝制度不合，朕更觉得对你们没有实际好处。
乾隆御题序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正是由于对内与少数民族战争的胜利，导致乾隆皇帝的盲目自大
朕通过这道谕旨把话都挑明了，现在令让你国使者(马戛尔尼)按照安排回国，国王你应当认真领会朕的心思，对天朝要更加诚信归附，并立誓永远恭顺，朕的恩义就能长长久久地施加给你的国民，让大家共享天朝太平之福。
除了正副使臣以下的各官及翻译官、士兵、仆役人等，朕都按其等级另有清单赏给各种物件。
现在使者(马戛尔尼)启程归国，朕又特颁敕令，除了按常规仪礼赏赐给你文绮珍物外，再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等诸类珠宝，均附有清单。
皇恩浩荡，全都是朕对你们的关怀。特发谕旨。
“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原本是一件可以改变中国进程的大事件，可是，清廷政府就这样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与先进文明、先进技术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法国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由此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呀!”
由于文明的区隔，由于制度的差异，更由于统治者的愚昧、腐败与自大，历史走向了反面，中英两国从1840年起，开始了长达百年血与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