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国力所限，中国的百年外交史几乎变成了一部订约、修约的屈辱史，而不平等条约也成为国人心中的一根刺。但是，一条条的条约对弱国何尝不是一重秩序性的保护?那一重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又给固步自封的老大中国带来了多少“开眼看世界”的契机?自然，这种言论或许会被“爱国者”口诛笔伐，可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任何人的情绪而有半分的改变，而非理性的“排外”带给这个国家的，也只能是伤害。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及抗击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这里引发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

　　一个意外事件

　　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遭受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正是后来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见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也好，正义也罢，常常让位于利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辩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一说的最早原始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以供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了解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甚至超过整个西欧加起来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由此看来，落后就会挨打并不见得就一定是什么真理。(《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两百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就像日本封锁了马关海峡的长州藩一样，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1864年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组成“四国联军”很快就打开日本的国门。可见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较马戛尔尼时期可谓更加突飞猛进，工业革命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使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彻底暴露。

　　历史的转弯处，禁烟作为内政无疑是正确的，但若要与禁绝通商的外交渗杂，林则徐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沦为历史尘埃，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等人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