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前，我已拜读过简雄同样谈江南文化的《大户人家》，而与《大户人家》的抒情风格不同，这部《士风乍起》中的文章，很多都带有学院研究的气息，但又不是纯论文式的。为该书作序的苏大社会学院余同元教授将之评判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历史散文表达，于辞章、义理、考据的有机结合中，揭示出江南别样士风兴起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历史研究并非我所长。然而作为一个苏州人，我欣喜于借助该书填补若干对家乡人文认识中的空白。这部《士风乍起》的核心部分，我以为是第一卷《案上书》中的前三篇即《士风乍起》、《晚明风气》以及《士悦倾城》。它们联合起来，构成了作者眼中对“明清江南士林精神的一种解读”。“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名词。上古时它指掌刑狱之官;商、西周、春秋时为卿大夫的家臣;至春秋末年百“姓”涌起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精英分子的统称。“士”本可兼指文人与武人。但中国历史的流变，使得“武”士逐渐丧失其文化系统，沦为国家暴力符号或游离于主流秩序之外的“侠”、“盗”群体。而“文”士对政治的垄断，则使得中国在获得在数千年相对稳定局面的同时，丧失了进取和扩张之心。

　　该书所谈论的“士风”，并非文人于国家工作系统中所表现出的仪态，而是特指明清江南士人群体中所呈现的举止乖张、行为狂狷抑或隐逸绝世、沉醉山林等行状。即如书中所说，“活跃在江南的一大批狂狷之士，如王守仁、李梦阳、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徐渭等，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就已经明显形成了与道统相悖的品相”。放浪形骸、醉生梦死乃至“天子呼来不下船”的仪态早在阮籍、嵇康等魏晋文士身上已展露无遗，千余年后的江南才子们复辟古风的缘由何在呢?该书的观点是“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即“并不是底层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试图要挣脱精神枷锁”。以此为认识基点，书中陆续引荐的数十位文人墨客便恍若齐齐穿越至忠义堂一般了。

　　明清江南“士风”酿成的特殊性又与经济密切相关。当时苏州堪称东南第一胜会，经济总量占到全国十分之一。以苏州为中心的整个江南(更包括扬州、徽州以及浙东宁绍地区)繁盛的经济活动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体。商人对娼妓文化的消费推动妓女素养的提升，由此后者中的佼佼者(上厅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灵。在女色黏合剂的作用下，辗转形成了“士商相杂”的局面。而这一接驳的结果，即是大量文人在思想倾向上出现对主流道统的背叛，相约大跳“江南Style”起来。

　　《案上书》中的其他篇章如《追寻逝去的文化精神》、《江南士族与文化权利》、《浮华与苍凉》等同样以翔实的考据为建构“士风”主题出力。作者很善于从古籍中发掘看似细碎却能小中见大的情节，而这正是余同元教授所赞许的“抛开所谓正史囿于紫禁城内的那点‘宏大叙事’，而从事件的细节铺陈开始，或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入手，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比如“瘦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扬州等地将穷人家瘦弱的童女买下，教授琴棋书画，最后卖给大户人家做妾，这类女子被称为“瘦马”。该书叹道“这种‘文化词汇’只有士林才想得出来。”而当士人愿意将声色之道作为精心雕琢之器时，岂不正可印证其心境之荒芜寥落，已到了何种程度。

　　该书的第二卷《微读书》由作者在微博上撰写的读书笔记集结而成，其中很多作品正是《士风乍起》得以完成的辅料和柱石。我经常浏览简雄的微博，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人，他时常为纸媒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存留问题思考踌躇。而作为一个新媒体研究者和鼓吹者，我从来对旧媒介捧起的黄卷青灯抱以颇为冷峻的眼光。某种意义上说，此间乍起的或者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士风”。而个中原因的分析评判，我很期望能在其下一部作品中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