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朋友在青年时代都为这样动人的故事而感动过吧!这一对生前未能结合成夫妻的恋人，为了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死后化为蝴蝶，以致江浙民间的吴语中至今仍称田间常见的菜粉蝶为“梁山伯”。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化蝶”也是全曲的最高潮。不过，似乎无人解释的问题是：他们最后为何是化为蝴蝶，而非诸如蜜蜂之类的其它昆虫呢?
相思文化：化蝶之外的连理枝、比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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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想到梁祝时，第一反应恐怕就是他们之间纯洁忠贞、至死不渝的爱情，这固然可能是故事原本所欲传达的重要侧面，却未必是全部。把他们视为一夫一妻框架下顽强追求自由恋爱的年轻人，这是20世纪梁祝故事在逐渐剔除旧文化后净化的结果，尤其深受越剧现代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清代和民国的戏剧演出时，这些早期版本的梁祝故事中充斥着因果报应、调笑乃至色情的成分，梁山伯的形象则狡猾好色又迟钝。
他茫然不知祝英台之为女身被解释为：玉皇大帝命人偷走了他的魂魄，直至1946年雪声剧团新改编的《梁祝》上演，范瑞娟才将他重塑为一个满身书卷气的儒雅才子。
 这其中的关键差异在于：我们现在理解的梁祝，聚焦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与现代爱情观契合的特质;
但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却不会抱有这种爱情观，因而传诵故事或许更多是出于对其遭际的同情与悲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传奇般的非正常死亡。
在东亚古代的巫术观念中，情志不得伸的冤死，死者在灵魂不得安息的情况下，往往具有作祟的强大法力，这种心态的影响所及，造成像诸葛亮、关羽、岳飞这样壮志未酬或屈死的人物广受推崇，这或许也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成神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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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传说的故事本身并不曲折复杂，但它之所以长盛不衰，应归结为它顺应了普遍存在的某种心理意识，因而足可代表一类故事原型。在中国传统的“相思文化”和“殉情”故事中，类似的叙事结构反复出现：两名恋人因受外力的阻隔而无法结合，最后以死明志，并终于由此得以魂归一处。这可能也是梁祝故事能流传至今的缘故，因为这种文化心理是普遍存在的。
在中国，这种“相思文化”源远流长，梁祝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但却并不是最早的。一般认为在文献记载上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干宝收录在《搜神记》中的短篇《韩凭夫妇》。在这个以战国时期为背景的故事中，韩凭夫妇俩在被拆散后，坚志自杀，死后未能合葬，而从坟头各自生出大树，“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这是后世连理枝(相思树)、比翼鸟传说的源头。在梁祝故事诞生之前，相似的传奇结尾已在许多诗歌、传说中出现。最著名的可能是东汉长诗《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里所提到的合葬之所“华山傍”，并非今陕西的华山，因为故事按说发生在东汉时长江下游的庐江府;它更可能与南朝乐府《华山畿》有关。
按《古今乐府》的记载，南朝刘宋时，有士子暗恋一位客舍女子，相思至死。入葬时，运载棺木的牛车经过华山旁女子家门，牛不肯前，女子遂出门而歌：“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木应声而开，女遂入棺，两人乃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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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传说中，相爱的两人在死后通常是化树(连理枝)或化鸟(比翼鸟、鸳鸯)两种结局，至中唐时白居易写《长恨歌》，还描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深宫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见这是时人最为熟悉的恋情真挚的象征。
除“连理枝”起源于《韩凭夫妇》故事外，“比翼鸟”的形象则更源远流长，在《山海经》中就已出现，只是当时并未作为感情美满的象征，《山海经·西山经》中甚至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灾难：“见则天下大水”。直至西晋张华《博物志》中，才写到“南方有比翼鸟，飞止饮啄，不相分离……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或许是在魏晋这样一个礼法松弛的乱世，它们的形象才被逐渐地世俗化了。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也将相爱、但生前无法结合、不得已殉情的男女的合葬墓称为比翼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