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大概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出的、已达极限的、为权力制衡的内平衡法所需的、归属伦理培养程序了。不要说举人进士,单以考取秀才而论,其难度恐要远远超过而今的硕士。至于考取进士的难度,恐要远远超过获得“博导”头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朝代在行将崩溃的前夜,还有那么多道德文章足以垂范后世的原因。
古代的秀才有多难考?
程曦所著“中国历史佚闻”一书中统计了科举时代的一些数据:
可能成为未来官吏的读书人需要背诵下列书籍,“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以上合计四十万七千二百多字。
这些都是归属伦理教材。背诵之外还要融会贯通。为了达到融会贯通之目的,必然要几乎是倒背如流般地熟悉几十倍于四十万字的各家注释。就算十倍吧,也就是要几乎是倒背如流般地熟悉四百万字的注释!?远不止此,还要涉猎浩如烟海的,以儒家归属伦理为主线写出的诸朝“正史”、典籍、和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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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选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年过古稀仍然考不上科举制度台阶中最低的级别——秀才。
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已经完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科举分为八个阶段的考试:县试、府试、院试,这个初级三段考及格者为秀才。中秀才后每年都要重考一次,叫“岁试”,以防不进则退。岁试合格者才能拿到考“举人”的门票。
在清代,秀才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利益:可以穿长衫,(普通人有钱也不允许做长衫穿)见县官不用下跪的社会地位,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极少,完全不足籍以为生。要获得籍以为生的读书囬报,必须考上“举人。”“儒林外史”一书中对此有生动描绘。
“举人”阶段的考试叫“乡试”。秀才中举的概率远小于十分之一。中举之后,首先在省城进行“复试”,复试合格者才有进京赶考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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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进京“赶考”?看一下考试时间表就懂了。举人之考一般在秋季之未举行,下一阶段的“进士”之考一般在春节过后不久举行。间隔大约一百天左右。那时可没有火车、汽车、飞机,有钱的人家还可雇车骑马或买舟代步,没钱的只好步行。
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长江以南、乃至珠江流域的考生要在一百天内完成:回乡祭祖、与族人共享中举大喜;筹措路费;逶迤北行三五千华里(步行路可没有铁路和高速路那么直)翻山涉江,艰难困苦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尤其每个考生千里迢迢,也必帯一个几十斤重的大书箱,以备沿途隨时复习。如此可怕而急迫的长途旅行,不“赶”行吗?“进京赶考”所含的酸辛,也往往不是现代人能理解的。
所以往往有许多家离北京较远的落弟举人,在北京一住三年,等待下一届考试,再未中,又是下一亇三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北京之所以有各省的“会舘”,它们是为各省落弟举人棲身准备的。
每过三年,全国各地的数千名“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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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地点在今日北京东城区东南角上的“贡院”。通过会试的幸运儿不会超过参试举人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马进行“殿试”,合格者分三等:一等三人,名“进士及弟”;二等数十人不等,名“进士出身”;三等一二百人不等,名“同进士出身”。
在这一阶段一般只分等级而不会淘汰。古之“状元”即“进士及弟”第一名也。举国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读书人之中,三年才得一人!与现代主流媒体上的“状元”,字同而意绝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