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会下围棋的女性极多。她们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上阶层和能够接受到文化熏陶的群体中，有宫廷贵妇，有文人妻女，也有青楼名妓。《西京杂记》中就有汉高祖宠妃戚夫人下棋的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花蕊夫人曾以宫廷佳丽学围棋的场景入诗，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皆雅擅此道。擅长弈道的文人妻女也不在少数，如宋代诗人胡元功的女儿胡与可(同时也是状元黄由的妻子)，清代进士石为崧的女儿石学仙、进士王光燮的女儿王采薇等。

　　与围棋有缘的青楼名妓则更数不胜数，李师师、严蕊、柳如是皆有擅长围棋的记载，北宋营妓宋瑶甚至被称为“弈妓”，清代蔡韵卿、陈玉卿、张若涛皆工弈道，被叫做“青楼三姝”。另外，女性下围棋不分年龄，优秀的女棋童也曾见诸记载，如《夷坚志》载“宋刘镇有八岁女，善棋”。

　　非但如此，女性的围棋水平甚至完全可以盖过家中的男性亲人，如乾隆朝进士孙星衍根本不懂围棋，而妻子与他完婚不久便来约棋，他只能回答不约，并“颇心愧之”。(《香艳丛书》)清代蒋坦自负围棋高手，“平生此技未肯让人”，但与年未及笄的妻妹珮琪对弈，却三战三北，不由不感慨：“(珮琪)所造如此，殆天授耶!”(蒋坦《秋灯琐忆》)像珮琪这样的棋技，估计已经达到准专业水准了。《香艳丛书》还记载过一个更为专业的女棋手——金陵绣琴，她曾在清代知名国手施襄夏那里学棋，并在师父让子的情况下与之大战，二人大战的实录，以两局棋谱的形式留在了《海昌二妙集》中。

　　当然，上述种种记载并非都出自信史，个别说法或有虚构之嫌。但至少可以说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人们是乐于传播和接受“女子擅长围棋”这一信息的。那么问题来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为何乐于接受女性喜欢一项智性游戏呢?

　　作为“道”的围棋：淳风化俗、养性乐道

　　这种现象与古代社会对围棋的文化定位有关。中国古代对围棋的理解，一直存在两种传统，一种侧重于围棋竞技性的一面，将之视为争胜负、谋输赢、鼓励机诈的“术”。发扬一种过分强调“术”的游戏，自然会败坏礼教与德性。所以，汉代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白居易《白孔六帖》)三国时期东吴重臣韦曜甚至写下《博弈论》，提出要取缔围棋。他认为围棋所包含的技艺无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易使人沉迷其中，妨碍正业：“(围棋)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直到晚唐，皮日休还有类似的论调。皮日休反对尧发明围棋的说法，他认为尧乃仁义之君，不会发明这种害诈争伪的游戏：“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岂区区出纤谋小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

　　在这种传统的理解里，不仅女性不应该下围棋，而是应该全面取缔围棋。幸而，另一种传统的力量更为强大，而且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另一种传统看重的是围棋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与义理，将之视为敦风化俗、修身养性的一种“道”。在这种理解下，学习围棋不仅无碍正业，而且本身就是正业的一种——陶冶心性。当然这种传统也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

　　孔子曾对围棋做过很有限的提倡。《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邢昺疏：“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吃饱了没事干，难免胡思乱想，走上邪路。不如下下棋，图一个乐，打发一下时间，总比去搞歪门邪道要好。这种观点颇为当时社会所接受。按照这种说法，让女性学围棋，也似乎别有用意：能够打消卫道士与善妒丈夫们内心难以启齿的隐忧。

　　到汉代班固时，他已将围棋视为合乎天地至理的哲学载体：“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围棋逐渐被纳入儒、道体系之中，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学的含义。到唐代，与琴、书、画并列，成为文人四友。元代胡助的《围棋赋》描述围棋为“子圆局方，法乎天地”，清代梁章钜在《观弈轩杂录》中称围棋为“养性乐道之具也”，明代孙作更是驳斥了仅将下棋视为玩物丧志的看法，认为围棋的发明者“率意苟为，必归于道”。

　　美术史的研究者多认为，宋、元乃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关键转折，此前，匠师画占据画坛的主流;此后，文人画兴起，渐渐取代了匠师画。其实，围棋也经历了这么一个历程，整个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将围棋视为哲学与义理的“道”的传统渐渐压倒了将围棋视为技艺的“术”的传统，棋手之棋，也渐渐成为文人之棋。尽管研究者很难说出明确的转折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传统社会为何允许甚至鼓励女性学习围棋了：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教化人心，还能打发闲暇无聊的时光，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