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时，正是京城官僚由狎男色转为嫖伎女的开端。据《京华春梦录》记载：“帝城春色，偏嗜余桃。胜朝来叶，风靡寰宇。今之韩家潭、陕西巷等处，皆昔之私坊艳窟。鼎革后，云散风流都成往事，于是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更考其由，则始于20年前之赛金花。

　　“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径小巷，地势鲜宜。韩家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为北妓根据地。鸿沟截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麋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浓丽，趣旨迥殊。其后南势东侵，北势渐绌。递嬗至今，则韩家潭且无北妓立足之地。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北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客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已。”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北京自清时的男伎鼎盛至衰微，而代之以女妓，从南妓北来至北妓渐绌的形势，可谓之高度概括。这个时候北方伎女出现了色艺双全的名妓。

　　据史料记载，北方的三凤、万人迷等均使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在其裙下。当时，京城的娼妓一般还都是北方人，称北地佳人。据《燕台评春录》记载：“都中妓多皖齐燕代产。莲泾、竹西，绝无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见云。”说明当时京城妓院南方人很少。再者，这段时期里，擅长歌舞音乐的伎女也不多。《燕台评春录》还记载：“雅仙能唱南曲，弹琵琶，此他处所弗能及也。盖南中妓悉能刻官引征，竹肉相宜，令人听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余初至时，置酒尚有肴馔，使出局承应，尚系裙侍饮，尚行令拇战。近概蠲免，余戏曰：‘实事求是，悃幅无华。’然多见士大夫，举止大方，是其所长。”由此可见这时的北方伎女多是“专承侍寝”，注重“实事求是”的功夫，咸同年时，早已如此了。

　　《都门不录》中，有南腔北调人所做《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形象地概括和描述了清代光宣年间，京城及八大胡同中南班与北班的状况。这两段竹枝词，虽像是顺口溜的戏作，但对当时八大胡同等妓院的状况，包括妓院内部的礼仪、服装、待客、住局、吃喝、陈设、娱乐、出条子等等，记载得十分清楚，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的材料和佐证。《京华春梦录》记载，在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伎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伎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清末江浙一带的伎女移师北京，以苗条的身段，能歌善舞的才情压倒了“质朴浓丽”的北方伎女，当时人称“南班”。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描写的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伎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伎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

　　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这里的伎女，以苏州、扬州或杭州一带人氏居多，即所谓南班子。南班子的养家，对买来的雏妓，从小即教其练习笙管丝弦或书画等，所以苏州、扬州伎女多善苏州民歌和民乐，有的还会水墨丹青、书法或者诗词。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一等南班子内伎女中善于琴棋书画者已为凤毛麟角，到了4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民国元年后，北班子也曾热闹一时，其中伎女大多来自北方各省地，以山西、天津、保定等处为多。

　　开始时，南班子比北班子占优势，到了后来，因伎女来源及社会变革的原因，南班子与北班子逐渐融为一体。但各个妓院之南北优劣，仍有分别。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誉京都。这一地区三凤、万人迷是北方佳人的代表人物。三凤，本是宦门之后，不料父亲故后家道中落，遂入娼门。其姿绰约，能言善说，京师狎客无不为其倾倒，一时间芳名大噪，越发风流淫烂，凡遇节令时，必摆盛宴。官僚显贵都与其关系甚密。最后被人纳为妾室，其赎身费达七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