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城中“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这里的“燕馆歌楼”，便是旧时的所谓“青楼”。又有人统计了一下，《东京梦华录》共有19处提及汴梁城内外的娼楼妓馆。宋朝的se情业是不必讳言的。

不过有一点须注意，古时青楼并不等于“红灯区”，妓也不等于性工作者，训诂学著作对“妓”的注解都是指“女乐”，换言之，妓提供的服务是音乐、歌舞、曲艺，而不是皮肉。当然提供性服务的妓也有，但一般品质低下，大多数的妓是“卖艺不卖身”的。

据宋人笔记《醉翁谈录》的记述，东京的妓女分为三等。

上等歌妓“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塌帷幌之类”；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来访的新进士及膏粱子弟“仆马繁盛，宴游崇侈”。

次等歌妓也是色艺双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常应邀到富贵人家的宴席上，或京城的高级勾栏中表演节目，“求欢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就中有妖艳入眼者，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

下等歌妓则多散居在城北“循墙一曲”，色艺略差。

宋代有官妓，入乐籍，其任务是在政府的公务接待宴席上歌舞助酒，法律并不允许这些官妓提供色情服务：“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如果官员在公务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的刑责。也就是说，官妓的义务是应公务接待之需，在宴席上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以助酒兴，并不包括性服务；官员的权力，也只是在公宴上叫来妓乐助兴，非公务性聚宴是不准召妓的，否则要打八十大板，甚至可能被罢官。

官妓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官营酒店中“坐台”招徕生意。《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南宋继续保持这一习俗，周密的《武林旧事》说，临安的酒库（即官营大酒店）“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吴自牧《梦粱录》也写道：临安“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甚至南宋市民的婚嫁仪式，也会雇请歌妓庆贺。男方迎婚时，“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

可见在宋人生活中，“妓女”并不是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妓女还是宋朝女性时尚的引领者，有一款在北宋女子中很流行的“旋裙”，就是由妓女带动的：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这款“旋裙”前后开衩，方便骑驴骑马，很受仕女欢迎。

当然也有一部分等而下之的妓女会从事色情营生，《都城纪胜》记载，有一些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赣盖之，以为记认”，这个用箬赣盖着的“红栀子灯”，就是色情酒店的标志，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至于不挂“红栀子灯”的酒店，妓女只是陪坐陪喝而已。